中日民间

中日民间“钓鱼岛问题”对抗来龙去脉

非接触、无对抗”时代钓鱼岛未刺激民间关系

通过对《人民日报》电子版数据库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报道的时期。关于“钓鱼岛问题”并非每年都有报道，主要集中在四个时期内：“1971～1972年”，“1996～1997年”，“2003～2005年”，“2010年至今”。

其次，关于报道的论调。1971年和1972年的报道中，批判日本的论调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佐藤荣作政权”和“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美国政府”以及“蒋介石政权”也同样成为了主要批判对象。此外，将日本国民与日本政府相区别，将前者作为争取和团结的对象，也成为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报道论调的一大特点。

经过了1971年和1972年这样较为强烈的对日批判浪潮之后，关于钓鱼岛的“标题文章”再次见诸《人民日报》报端，则是在时隔七年后的1979年。在1979～1989年间，判日本的内容极少，而“搁置主权”“中日友好”“国民友好”“共同开发”等具有倡导性的字眼则较为突出。

此外，在中国学校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中，有关“钓鱼岛”的表述模式固定，涉及内容极少，并且从1972年首次出现在地理教科书、1978年首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之后，直到2010年相关内容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并没有将“钓鱼岛”上升为中日之间领土问题的相关记述。

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的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对于彼此印象的形成过程中，国家以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依然较重。在两国民间交流比较困难的那个年代，相互的印象形成只能依赖政府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此外，在中国政府区别对待“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的对日政策的指引下，政府主导并积极展开了以经济、文化、友好团体为首的“民间外交”。因此，可以想象，在那个历史时期的两国民间关系并不会因“钓鱼岛问题”受到影响。

“感情化”“争议化”抬头日方动作引起中方强烈反应

客观来看，进入1990年代以后《人民日报》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报道趋于频繁。仅仅1990年一年，有关“钓鱼岛”的“标题文章”就达5篇。

除了国际形势以及中日两国政治环境的变化，还有其直接原因：进入90年代，围绕“钓鱼岛问题”日本方面行动逐渐增多，政府要人的发言也日趋频繁，而每次在日本方面有所动作之后，《人民日报》都会发表相应报道以示回击，这样的报道被中国国内的各种媒体以转载的形式予以再发表，由于90年代之后传统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这样的报道使得大多数中国国民首次了解到了钓鱼岛问题的存在。

自90年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以来，“提高保家卫国意识的教育”以及“将过去领土主权丧失同屈辱历史记忆相结合的教育”被大量增添至教科书中。此外，有可能形成对日本、日本人负面印象的教育内容也大量增加。强化对日本的负面印象和对领土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国民在“钓鱼岛问题”意识的形成上起到了间接的影响作用。

同时，在进入90年代后《人民日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论调也变得严厉起来。对于“日本政府”“右翼团体”展开了反复且严厉的批判。1972年以来从未见诸报端的“军国主义”一词也再次被提及。这一时期“中日友好”虽然依旧被强调，但对日批判明显占据主流。之后的1997～2009年间，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呼吁对话解决问题的论调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日本的批判对象也基本局限于“右翼团体”和“日本政府”。报道内容主要以引用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新闻发言人的有关钓鱼岛主权主张为主，论调上基本保持平稳的报道模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日之间的交流也从以往的政府层面逐渐向一般市民层面扩大。与此同时，政府间关系也逐步告别了以往的蜜月期，摩擦渐渐增加。同1980年代相对比，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日国民感情开始持续恶化，这从钓鱼岛问题的“感情化”“争议化”上也能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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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型对抗”形成中日国民好感度急剧恶化

2010年9月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了中日船只相撞的事故，围绕该问题的处理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反日游行活动。2005年抗议日本原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反日游行之后，在中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活动尚属首次。这起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对两国的民间关系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在中国，围绕该问题的发生，中国媒体在短时间内做了集中且大规模的报道。这样的报道又被各种形式的媒体复制或者转载，一时间中国国民的保卫领土主权以及反日的情绪被迅速点燃。同样，在日本社会，围绕该事件的发生，对于中国的感情也发生了急剧的恶化。值得一提的是，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以往也发生过多次摩擦，但是由于钓鱼岛问题而引起日本国民对于中国好感度的急剧恶化，这还是首次。此次事件使得钓鱼岛问题在中日两国民间层面成为被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两国民间的“非接触型对抗”模式也因此形成。

在“非接触型对抗”模式形成的背后，隐藏着中日两国国民对于彼此持有的畏惧感以及这种畏惧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1990年代初期，长期以来处于稳定格局的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天平开始发生变动。中国的市场化以及快速成长，使得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这种变化，在日本社会悄然兴起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日双方在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论过程中，日本国民眼中映射出一个“令人生畏的中国”。

同样，在中国国民的内心深处，也残留着一个“可怕的日本”的阴影，并且时刻拨动着对抗日本的敏感神经。90年代以来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大量描述了列强的侵略所造成的屈辱，以及由此产生的以血卫国的爱国精神，从结果上有可能使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以日本为首的西方势力给中国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并由此提高了对日本和西方势力的警戒。在中国，将列强对自己领土的分割占领，用“瓜分”一词来形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势力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以及领土的瓜分，使得中国民众深感恐惧，并由此感受到了国土的“整体感”，并由此进一步促成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钓鱼岛问题的感情化、争议化，点燃了中国国民的反日情感以及深植于内心深处的对于领土被瓜分的恐惧以及强烈的反抗情绪，即对于“瓜分的恐惧”的神经被再次碰触，由此反弹从而形成了反日游行。“2012年问题”发生以后，笔者被很多的中国朋友不止一次地问到一个类似的问题——“跟当年被日本侵略的年代相比，中国现在已经强大起来了。为什么日本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次试图侵略并侵占中国领土呢？”这里的“再次”两字，包含了中国国民多么复杂的情感，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政府间关系的恶化，不等于两国民间关系也必须要随之趋冷

中日之间形成的“非接触型对抗”关系，不仅将点滴积累而形成的中日友好关系破坏殆尽，也为两国政府尝试解决该问题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尽管两国之间客观存在领土的争议，但是民间友好关系依然存在着巨大可能。政府间关系的恶化，不等于两国民间关系也必须要随之趋冷，相反正是在国与国之间存在艰难状况的当前，才正是民间关系发挥作用的关键时期。

异文化交流研究领域，长年来一直提倡所谓的“接触假说”。其内容主要是：通过跟不同人种以及不同的民族集团相接触并获取经验，可以在降低“刻板印象”和排外意识的同时，增加对于彼此的好感度。通过以往的研究可发现，这个假说同样适用于中日民间关系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