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文化观

钱穆认为人类文化, 穷其根源, 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 尤其是气候、物产之相异。

而影响其生活方式, 再由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生出种
种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慧发展方向乃至心理、性格之种种不同。

由此种种不同,
而引发出文化精神的截然相异。

基于这一认识, 钱穆在《导论·弁言》中把人类文化划分为
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三种类型。

这三种文化就其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言, 实际上又
可并归为农耕文化和游牧商业文化两大类型。

在钱穆看来, 中国文化在文化类型上属于典型
的大陆农耕文化。

他说中国文化植根于农村, 是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而发展
起来的。

由于农耕民族与土地相连, 胶著而不动, 其生活方式是安守田土, 依时而行, 因此
在农业社会中生长的民族, “一向注重向内看”, 不求空间之扩张, “惟望时间之绵延”, 其文化以固守本土、安定守成、质朴厚重、沉着稳健、崇尚和平为特征。

与“安足静定”、崇尚和
平的中国农耕文化相反, 西方文化则属于典型的“惟求富强”的商业文化。

这种文化与发源
于草原高寒地带、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一样, 起源于“内不足”。

由于“内不足”的经济状
态, 促使他们不断地向外寻求、征服, 以“吸收外面来营养自己”。

因此, 商业文化比较注意
空间的拓展和武力的征服, 有强烈的战胜欲和克服欲, 其文化以流动进取、崇尚竞争、内部
团结、富有战斗性、侵略性和财富观念为其特征。

在钱穆看来,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不同, 中西文化的其它
不同特点都是在这一根本差异的基础上衍演和发展起来的。

比如在宇宙观上, 由于中国文化
是在平原农耕地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为了在土地上发展生产, 就必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
关系。

因此长期在农业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中国人常常把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的一体, 主张人与
自然相互融和贯通。

由于中国文化主张天人交贯,“求循人以达天”, 于是又形成了顺乎自然、—81 —行乎自然的人生观。

这集中表现为中国人希望自觉地遵从自然、顺应自然, 力求将人生投入
大自然中, 与天地万物生息相处, 协调共存。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所讲的自然, 是生命化、精
神化的自然, 人生是自然化、艺术化的人生, 自然建立在人生中, 人生又包蕴在自然中, 表
达自然即为表达人生, 因此中国文化演进的趋向和途辙必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

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顺乎自然的有情人生观相反, 西方文化“注重向外看”,
比较偏重于先向外探寻自然, 因而他们看世界时, 常常是外于两体对立的状态,“其内心深处,
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 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

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 对人类则为敌
我对立, 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

所以西方文化在宇宙观、人生
观上明显表现出了天人对立、役使天地的倾向。

再如就中西学术而言, 西方学术重区分, 学
术贵分门别类, 宗教、科学、哲学、文化、艺术皆各自独立发展, 而中国学术则重融通, 一
切学问皆会通合一, 融为一体。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相异, 由此而导致了中西文化在宇宙哲
学观、人生观、思维行为方式以及学术上等方面的不同。

由此, 钱穆先生在这里得出了“中
西双方的人生观念、文化精神和历史大流, 有些处是完全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的结论。

在钱穆看来, 中西文化并非时间上的“古今之异”, 恰恰相反, 中西文化的
根本差异在于文化类型的不同, 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相异。

鉴于此, 钱穆在比较中西
文化异同时, 多从中西文化各自的民族性着眼进行比较, 进而强调世界上各种不同体系的文
化各自具有其独特的个性和价值。

这样便肯定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民族性以及中国文
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价值。

这实际上坚持了文化发展的多元论, 是对西方文化中心说和
全盘西化论的一种回应和反动, 旨在以此来维护中国文化的价值。

“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和
中国历史, 我们先应该习得中国人的观点, 再循之推寻。

否则若从另一观点来观察和批评中
国史和中国文化, 则终必有搔不着痛痒之苦。

”在这里, 实际上涉及到了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
态度和比较中西文化的方法问题。

在钱穆看来, 中西文化是属于自成体系、各具特色的两大
文化系统, 这两大文化的演进并非直线上升或下降, 而是常循波浪式的曲线前进。

因此, 应
该把这两种不同型态的文化放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全程中去衡定评估, 道其优长, 切不能“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义与价值”, “单就眼前作评判定律”。

为此钱穆指出, 比较中西文化, 我们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当是“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 求其体段, 寻其态势, 看
他如何配搭组织, 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 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
认识”
钱先生《导论》第十章”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实际上主要是谈中西文化融
合问题的。

他在书中指出, 西学东渐后, 中国人当前遇到了两大问题。

第一, 如何赶快学到
欧、美文化的富强力量, 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

第二, 是如何学到了欧、美西
方的富强力量, 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斫丧了。

在钱穆看来, 中国传统文化较之西方, 其短处在自然科学, 其长处在人文政教, 并
不是中国文化精神与近代西方科学根本不相融。

他希望现代的中国人能像宋儒消融佛学那样
去消融西学, 用西方文化之长来补中国文化之短。

所以, 他认定西方近代科学对中国文化传
统理想, 实有充实恢宏之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系统里尽可渗进西方文
化来, 使中国文化更充实、更光辉。

为此钱穆在《导论》中指出, 目前的中国“太贫太弱, 除
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 中国终将无法自存”。

甚至更激进地提出: “此下的中国, 必需急
激的西方化。

换辞言之, 即是急激的自然科学化。

”
钱穆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 他认同传统、维护传
统、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 这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 他对中国文化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全盘肯
定, 而是择善而从, 在肯认传统的同时又不乏批判意识。

钱穆在《导论》中对儒学缺点的分
—02 —析, 便是典型的一例。

儒学为中国文化之中心, 为中国文化之主脉, 这是钱穆先生毕生服膺、
认同的。

但是, 他对儒家思想也不是全盘肯认、一味颂扬, 也没有把孔子抬到“通天教主”的
独尊地位。

钱穆在《导论》中称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 也有他的缺点。

这些缺点集中表现在
三个方面: 第一, 太看重人生, 容易偏向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周的物界与自然。

第
二, 太看重现实政治, 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 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
略了小我自由。

第三, 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 使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 而
忽略了内部的素朴与真实。

早在1926 年出版的《论语要略》中, 钱穆就明确指出, 孔子学说
是二千四百多年前那个时代的产物, 他的思想和学说深深地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 不可
能处处都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

⑦显然, 这种对儒家学说采取历史的分析态度是正确的。

同时,
钱穆主张学习西学, 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 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 应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
体性。

这种看法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

钱穆（1895－1990）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

他以儒家心性生命哲学为理论基础，吸收了近现西方的文化生命学说的某些观念，建立了以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为中心的史学思想体系。

钱穆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换言之，他是主张以儒学思想来发展中国新史学的最重要史家。

因此，准确解读和评析他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钱穆说，人类历史文化应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再加上商业和工业经济，才能不违历史文化的本质规律，"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者，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

……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

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

[20]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思想和政策正符合这种低水准的要求，具体表现就是"均产"的思想和政策。

所谓优越性，是说由农业经济造成的文化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文化。

游牧与商业文化崇尚人身之外的物生活，向外作无限的追求，尚物不尚人；它惟求富强，崇尚斗争与力量，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对立。

结果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常要变动，常望进步，导致社会和文化常处于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境
地。

农业文化则崇尚人的内心生活，尚人不尚物；追求内心道德精神的完善与崇高，崇尚融和与中庸，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合一。

它不求富强但求安足，因此能自本自根一线绵延，使社会和文化处于一种包容与和平的境地。

这正是人类历史文化演进的终极目标。

[21]只有中国农业文化才符合人类文化心性合一或天人合一的本质要求，才充分体现历史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

钱穆认为，当今人类文化的一个共同的和最大的病症正在于只看重物质经济在人生和社会中的作用，而不重视人内心精神生活的提高，形成一种极端唯物的世界，由此引发了目前人类面临的种种病痛和灾祸。

所以，若要诚心期求世界和平与社会幸福，应当在目前唯物的社会之外另产生一个理想的新社会，"其唯一特征将是重视人胜过于重视物。

一切物质条件，全为着人类自身另有一个理想的前进目标而存在。

"[22]这种理想新社会，就是以中国传统社会为典范、建立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社会。

钱穆突出了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和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积极意义，这是其历史文化观中民族性的具体表现。

他对近代西方文化因片面追求物质经济发展及其引发病弊的针砭不乏深刻性。

然而，他的基本观点又是自相矛盾的。

他一方面说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说人类文化的发展应以农业文化为根本和终极目标。

他以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独特性来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和中国农业文化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落后性，夸大农业文化的优越性。

他曲解西方文化，无视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与西方传统商业文化的本质不同。

这些都带有明显的历史保守性和民族局限性。

对于文化融合，钱先生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线深于民族界线的。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

中国文化虽则由其独立创造，其四围虽则没有可以为他借镜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参考，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促于一民族或一国家。

换言之，民族界线或国家疆域，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一种宏通的世界意味。

”（P148、149）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同化力，可以从学习、消化佛学中得到证明。

“因此在中国史，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

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

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

”（P151、152）中国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能容纳、同化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来壮大自己，发展自己。

同时，也能调和、融通不同的宗教和信仰，来超越它，并与之和平共处。

钱先生在强调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时，并不否定文化冲突和文化变异。

他不仅详细考证了印度佛学
中国化的过程，也研究了波斯、阿拉伯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东渐的历史，分析了400多年来东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

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包纳性与同化力，最终得归功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精神。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

中国人常抱著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

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P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