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近代史调研

家乡近代史调研

重庆往事

胡非1751619 60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7年12月10日

摘要：本文从我对重庆气质的观察体会入手，根据本人暑期回到重庆的实地探访以及在写文章期间的阅读，由浅入深，探寻重庆的近现代历史文脉，旨在揭示城市的文化风韵总与历史息息相关，而土地上的人又是构成地域文化微小但不可或缺的分子，与社会相互影响。关键词：江湖山城两江大后方社会与个体

香港有一座重庆大厦，是20世纪50年代华侨为纪念抗战时期的重庆而建，也是后来备受推崇的文艺片《重庆森林》的取景地。大厦曾是香港的高档住宅区，如今成了廉价小商品市场和世界贫民区，来自各国的港漂们混居于此，形成一种神秘的氛围。穿过昏暗的过道，总觉得身边将发生各种各样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有人说电影和重庆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但我不以为然。重庆是我的故乡，即使我常年远离这座城市，我的皮肤依然记得江边湿漉漉的雾气，鼻子依然嗅得到巷子里“苍蝇馆子”飘出的老油味儿。重庆像那座大厦一样，人物各色混杂，散漫气质似乎无孔不入，趣味庞杂而又专心致志，只不过这种江湖味扩散到了整整一片巴渝之地，而不局限于狭小的一栋楼房。近几年的电影如《疯狂的石头》、《火锅英雄》对重庆江湖的描绘异曲同工。街头的人们自带着酒精度数，雾气穿过行人的脖子。

高考结束后我毅然决然地独自途搭到西藏，出发前在重庆停留了半月有余，穿街走巷，对我久别的故乡，这座建在山上的立体城市，这座江水孕育的码头城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现在想来，它相比我后来路过的成都，以及我此刻置身的上海，更加看重城市记忆，至少在文字上。纵使成都的巴适生活依旧存在于随处可见的茶馆之中，大慈寺也还在太古里大隐隐于市，但过去的米市街、纱帽街、暑袜街等地名早已被食之无味的人民路、总府路、新华街等替代。重庆不一样，纵览它的地铁线路图，大坪、两路口、较场口、小什字等顺历史沿袭下来的名字，却依旧作为最重要的中转站活在当下。

重庆的历史，用语言是道不尽的，我只能尽我所能，结合我半个月来的足迹与思考，力图展现一个波澜壮阔的重庆近代史。

我冒昧把重庆近代史分为水和山两个部分，但它们又互相作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码头文化是重庆的一大特色，据传享誉全国的重庆火锅，就是由码头所孕育的：码头船工用洋铁制一个有八格的锅，下面生小炉灶，成了火锅的雏形，吃的每一个人占一格，加作料，烫牛肉、牛杂等。重庆十七门九开八闭，据长江嘉陵，易守难攻。水孕育了重庆，历史无数次证实了这一点。

1259年，百万蒙古铁骑三路齐下，却整整40年攻重庆合川不克，蒙哥也在战争中受伤而亡，其后元军展开了王位之争，世界格局由此改变。这个暑假我走在合川钓鱼城的跑马道上，望向墙外崖下的三江合流，感慨于历史的奇妙与伟大。

重庆的近代史开始于水。清光绪2年（公元1867年），《烟台条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为重庆的正式开埠埋下了伏笔。1890年3月，中英再签《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第一款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正式开关收税，标志重庆正式开埠。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根据当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清朝须把重庆、苏州、杭州、沙市开放为通商口岸，重庆开始面向世界。

于是在1898年2月，英商立德乐经长期准备后，驾驶“利川”号轮船抵达重庆，这也是第一次有汽船穿越三峡，但它的航行绝非风平浪静的，而是经历了无数风险。据《巫山志》记载，1898年2月19日，“利川”号进入巫山县境，行至万县剪刀峡，忽碰暗礁，船底洞大如桶,满船惊慌。立德乐临危不乱，组织人员堵塞漏洞。后来轮船顺流到水势平缓处，立德乐组织人员设法修补，才幸免于沉没。为免“利川”号犯众怒，再遭袭击，船过万县时，凡经大码头、大城镇，立德乐就会登岸拜会当地的官员和当地袍哥堂口的龙头大爷，请他们帮助扫清障碍。20年后的1909年，中国人的自营船“蜀通号”第一次抵达重庆。可以说，被迫开埠,一方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也使之开始近代化进程，从而走向世界。

抗战时期水也曾决定过中国的命运。最近有一部影片叫做《敦刻尔克》，它告诉人们：当你无处可去之时，国家会为你而来。而重庆人卢作孚指导的一次水路大撤退，就被称作是“中国的敦刻尔克”。花了三天在重庆三峡博物馆观展，其中最震撼我的就是这一部分，下文多有引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内迁至重庆，局势十分危急，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抓紧时间西迁企业，关乎国运商脉。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入川门户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日军飞机天天轰炸，更可怕的是，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一个月左右。情况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

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4只，按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十多万吨物资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卢作孚召集人员通宵开会，他们参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严密的运输计划，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航运人员尽量不空耗一天、一点钟，甚至一分钟。搬运装卸工最多时有2000多人，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深夜时分，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他鼓励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整个大撤退，民生公司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民生的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眠的卢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此次宜昌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三分之二的机器物资。

后来史家将卢作孚组织的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评价：“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克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卢作孚也自认：“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军人们的尊重，冯玉祥将军在写给卢作孚的一封信中称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冯写道：“贵公司人材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重庆同水一起，给了中国重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