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论”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

这种观点是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人共同提出的。

在他们看来，从古至今的历次革命，诸如轰轰烈烈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在我国推翻封建帝制，消灭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之革命，都理应予以终结。

对于这种思潮，确实应该予以重视。

关键词：告别革命；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研究
近几十年来，着眼于“告别革命”思潮的研究并不少见，而其着力点往往在于评判中国近代史、剖析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探究改良与革命的概念以及范式研究方法等等内容。

而“告别革命”究竟可不可以在当代实现？这一严肃的问题，着实应该引起今日学人的关注。

我们说，在新的世纪里，保证党的领导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前提。

而“告别革命”这一思潮的出现，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混淆视听、迷惑普罗大众的不良影响。

有鉴于此，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对于“告别革命”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思潮进行批驳，将“告别革命”的真意公诸于众。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革命先烈们的血不能白流，如何让大众认识到近代以来在神州大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的必要性，进而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而共同奋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伴随着巨龙的腾飞，一系列新时期的革命和改革随之提上议事日程，中华民族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向崭新的现代化国家方向迈进。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67年过去了，中国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再辉煌的成就也无法使所有人满意，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于是中国近代史变成了另一副样子：首先，革命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是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另外，既然革命不是必然的，那么，如果中国能效法印度一类的国家，在西方国家“提携”之下，消弭革命，采行“非暴力”的改良方式，哪怕成为殖民地，也会有一番光明的前景。

简而言之，中国与其如今日一般发展社会主义，莫如当初缴械投降，搞西式资本主义为好。

集此种思潮之大成的，有一本名为《告别革命》的书。

书中用相当多的笔墨表达着对近代中国革命历程的不满。

这本书认为，所谓“告别革命”就是要向“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告别[1]。

面对着这样不可思议的言论，今日之学人没有理由不予以关注。

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该国史学界曾经对苏联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十月革命大张挞伐。

那么推及今日，持“告别革命”说的人借批评历史之机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改革与革命，究竟居心何在？对此，我们有必要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加以必要的分析。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在对这一思潮的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之上搞清楚“告别革命”论的真实内涵。

表面上看来，“告别革命”论是要否定所有形式的革命，但它并不以“否定革命”为其终极目标。

在持有该观点的人的内心深处，无疑是要借尸还魂，以“告别革命”掩人耳目，借此来否定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

之所以要下大力气进行这项研究，就是要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来正名，在充分肯定中国革命的基础之上，发扬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坚定对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为实现我们国家的繁荣富裕而奋斗。

首先要明确的是，所谓“告别革命”说是刘再复而并非李泽厚的主要观点。

最近十几年来，“告别革命”这一思潮的关注度很高，有不少文章研究过这个问题，而着力点以以下诸方面为要：
一、关于改良以及革命的概念问题
我们说，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革命”的意涵。

一些学人通过研究之后发现，任何革命的发生都必然要包含两个要素：
1.以武装起义为其主要形式；
2.终极目的落脚于推翻现有政权。

此种说法是为大部分人所认可的，许多当今的学人也是在认可这个观点的前提之下来分析“告别革命论”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观点，一部分人通过分析，指出“告别革命论”中的“革命”二字可以生发出其它的意涵，例如：
1.推翻现政权并非是革命的唯一诉求，革命的规模也能够被缩小到某一个可控的范畴之内；
2.暴力并不是革命的唯一形式，和平的革命并非完全不可能，革命也可以在不爆发冲突的前提之下产生。

但是在我看来，通过这种模糊词语意涵的方式来批驳一种观点，进而将刘李二人在书中对革命二字所进行的定义加以否定的做法，并不值得推广。

众所周知，“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

面对不同观点，我们应按照革命的标准概念来对“告别革命论”加以解读和批判，而革命最为普遍、最为广为人知的含义，就是指针对现政权采取的以武力摧毁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活动。

而与革命相对立的，改良则可以说是一种破坏力相对较小的，以渐进方式促使政权自我修复，以臻于完善的一种变革方法。

这是在当今学界认同率较高的一种改良的含义。

在笔者看来，对于革命与改良意涵的认真剖析十分必要。

模糊化处理二者的直接后果，就是抹杀一切关于“告别革命”论的争议。

这样一来，改良亦或是革命方针的取舍也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在不弄明白“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差异前探讨要不要“告别革命”，无异于缘木求鱼。

迈过这道坎之后，才能够推导出现阶段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二、改良与革命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革命与改良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而笔者认为，二者的关系却是唇齿相依的。

因为不论是革命抑或是改良，此二者均认为应该对当下的政治格局加以革新，都以更新整个社会制度作为最终目的，只不过同归而殊途，比之于较为温和的改良来说，革命在行动方式上更为激烈，但二者并不相斥，尤其是革命。

我们说，人类社会要不断向前演进，总体的方向是确定的，但方式方法不一，而改良与革命便是其中两种。

对于此二者来说，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作为今日之学人，理应多花力气来认真分析二者的不同。

三、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近百年以来革命史的争论“灾难是上世纪之暴力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伤痛”，“告别革命”者如是说，对于此种观点，现今很多学人对此持批评态度。

1.“唯物”或是“虚无”？
部分研究者认为，持“告别革命”观点者是打着历史研究的旗号来“虚化”中国近代历史，在笔者看来，此种论调先入为主的意味过于浓厚，并不是在正视该观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的批判。

在学者赵康太看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因此“虚化”中国革命，甚或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做法，最终的结果都将归于对今日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否定。

而这样的思潮一旦泛滥开来，则不可避免地会对现行制度构成极大的隐患。

学者李捷也对“告别革命论”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所谓“告别革命”并没有立足于反思历史、从历史当中汲取养分，反而陷入对历史的虚妄的假说当中。

蒋旭东在其研究论文当中也谈到，在这个意识形态模糊化的时代，所谓“告别革命论”可以称得上为这种论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3]。

2.关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性的产物之争
循着辛亥革命的视野出发，学者高燕宁在对这场革命进行相当意义上的正面评价的同时，也将百余年前的这场起义之所以无可避免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吴爱萍则另辟蹊径，循着关于康梁变法改革、孙文求见李鸿章痛陈己见等相关的历史叙事，论从史出，从而得出晚近以来神州大地上爆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结论[2]。

除此之外，学者梁柱也通过苏联1991
年土崩瓦解的事实说明，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虚化历史的势头必须遏止，对革命历史的虚化必将导致今日的动荡，从而将正视历史的刻不容缓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们说，无论是从何种角度来论证，当今学人们都从各自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晚近以来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在这里表示认可，革命史近代以来中国的必然抉择，这一点无可辩驳。

四、如果没有革命，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会走向何方？
学者高燕宁在研究文章中提到，刘李二人所谓“告别革命论”当中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将革命与现代化分别放置在两个完全对立的维度上面，这样一来，革命亦或是现代化，二者必取其一，不利于历史学研究的深入[4]。

龚书铎对这一问题也持相似观点。

五、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革命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关于这个问题，当今学界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分别是赞成、反对以及中立。

持赞成态度的学者认为，在新的世纪当中，革命已经完全退化成为社会的破坏因子，要实现国家以及民族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坚决向革命“告别”；与之相对立的，在持反对观点的学人看来，革命不容“告别”，告别了革命的中国，无法将现代化推向深入；至于持中立态度的学者，他们认为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就是说，我国当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解决，关键点并不在于对于革命的态度上。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不秉承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态度，我们就无法对今日我国所遇到的种种发展途中所必然经历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到底应不应该“告别革命”，就无从谈起。

其实，“告别革命”这股不断涌动的暗流，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1991年，苏联这座大厦土崩瓦解，荡然无存。

但这一切并不是毫无征兆的，早在那以前，就有很多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来为苏俄历史上的很多事件进行翻案。

1991年之后，许多俄境内的保守势力此时变本加厉地对苏俄历史大张挞伐。

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学人对这种模糊史实的观点加以驳斥。

大部分学者认为，决不能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起义当做是少数反政府主义者主导的事变，相反地，它是发生在21世纪开始阶段的苏俄历史演进的自然而然的产物，毫无疑问的是，虽然在20世纪末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重创，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世纪初，以苏俄革命为首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以及合理性，否认这一点，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否定，否认这一点，就会危及到党的领导。

因此，对于此种思潮，必须加以批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在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居安思危，面对着国际国内一些不友善势力的种种挑衅与渗透，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去提高自己的注意力，而这也是中国革命事业成功的思想前提。

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李二人却坚持说，在新的世纪中，革命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

这无疑是与我国利益相违背的。

有鉴于此，我认为，今日的一切关于晚近以来中国史的研究都应该与“告别革命”划清界限，只有把“革命”和“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路线，才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利益的正确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