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
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
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
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
弊。

”!"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首先，他对“中学”做了定义。

在“中学”中，他尤其推崇“四书五经”的正统地位，他认为其他的一些“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

!"对于当时文化教育中的针砭时弊和谈及佛道之文更是做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皆浅陋之讲章，无可取之处也。

”,"其次，他又对“西学”做了界定。

“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西政指的是西方有关文教制度、工商财政、军事建制和法律行政等管理层面的文化，西艺即近代西方科技。

他认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救国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但是，张之洞讲“西政”，只限于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具体措施，而不愿意涉及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

他的目的只是想借用资本主义的甲胄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因此绝对不可能使中国教育彻底摆脱传统封建教育的束缚。

但是，作为刚刚走出封闭时代的中国人，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外来的西方文化中采撷新的思想素材，使其融
合和渗透，而“中体西用”是当时人们能够将两者融为一体的较优思想。

三．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
1. 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1）洋务工业对中国近代工业基础的奠定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重工业是基础，没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就谈不上工业化的完成。

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时，首先从军事工业着手，这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也不否认他们建立的军事工业在镇压人民反抗、维护清朝统治中所起的反动作用，但正是从军事工业开始，几千年来一直靠手工劳动的文明古国开始了机器生产的新时期。

在船政局设立期间，先后生产了三十四艘各式
兵船及商船，特别是1874年在雇佣日意格合同期满后，船局辞退了大部分外国技师和工头，技术设计改由船局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

截止1895年，成船十九艘，而且由生产木质船发展到铁胁艘、钢甲船。

与西方各国相比较，船局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泰西各国在制造技术、更新换代上几乎接近。

当然在某些技术上仍有差异，但正如左宗棠所说:“纵令制不及各国之工，究其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

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国，孰如羡鱼而无纲也。

”由上可见，尽管洋务派在其三十余年的活动中，虽然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机器制造业，但通过各种军用武器、船舶的制造，对于莫立我国最初的制造能力及训练相应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且洋务派在追随世界新式武器更替的同时，也追随了较为新型的机器制造设备、工艺技术。

军事工业与采掘、燃料、钢铁、交通运输等工业部门的发展紧密相连，军事工业的发展必须以这些工业作为它发展的条件。

因此，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建，与之相应的民用工业也创办起。

煤炭、钢铁等资源的开采与生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独立所需要的重要物资。

英国之所以富甲他国，就在于煤铁生产之发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煤铁不但攫取了中国的很多利益，而且以此对中国进行垄断控制。

洋务派创办的煤炭、钢铁厂在当时基本上解决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基本原料、燃料，使船炮及各机器所需钢材、煤炭皆不外求，摆脱了受制于人的状况。

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目的在于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而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洋务派对西方各国侵略者本质上的认识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矿产资源只能垂涎而不能肆意侵吞。

西方的商品也因此而减少了在中国市场上的倾销。

煤炭的开采，避免了由于人民生活、工业生产所需燃料而导致大量砍伐林木这一悲剧，从这一点上讲，洋务派做了一件好事。

（2）洋务工业的创办，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大机器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促进了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为此，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中，设立了学堂，翻译局，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了如赖长、徐建寅等第一批懂得近代技术和科学的宝贵人才。

他们不仅为中国近代科技进步、工业发展作出了贡
献，更重要的是开了社会之风气。

他们中“一些少数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从而对中国封建制度心怀不满，倡议变法维新，这些人实际上成了戊戌变法的先驱者。

”。

（3）因军事工业的建立而建立的新式防务体系对抗击外国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十年代洋务派在创办军工企业基础上，创建了新式陆军和海军，用近代新式武器装备了军队，初步形成了一套新的防务体系。

我们不难作出判断，如果没有洋务运动，那么在列强瓜分日益严重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制下，中国近代的陆海军不知要推迟到何时方能建立;没有洋务派建立的国防力量，那么边疆的收复、中法战争的胜利、甲午海战的英勇抵抗将不可思议。

（4）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发展为商办，这几种形式同时并存，构成了企业经营的多元化状态。

这说明了企业的经营形式，经营状况都在发生着转变，资本主义的成份越来越多。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及洋务派自身封建因素的逐步减少。

这种转化使企业不断向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发展，这是必然的、进步的表现。

总括上述，洋务运动时期以军事工业和民用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结构特点，以及由此而培养的技术人才和创建的新式防务体系，不仅对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工业基础的莫定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虽然其本质是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冲破以儒学为教育内容，以科举为选材制度所构成的封建教育体系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它孕育了许多近代化教育因素，成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

“中体西用”这一思想不仅横贯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复行“新政”三个时期，而且也渗透于清末政治、经济、
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

准确地说，它是晚清政府革弊除旧、维新图强总的理论指导和最高行动纲领。

概览清末同治、光绪、宣统三代政府以及民间社团所兴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无论是最初各自为政的设学之旨，还是后来逐步明确规范的“立学宗旨”或“教育宗旨”，虽称谓殊异，但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和时代精神。

起初，各类洋务学堂系分散举办，既无统一规划，亦无统一领导，更无统一宗旨，但均有各自具体的有别于科举旧学的设学旨要，且都自发自为自觉地服从服务于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宗旨，贯彻“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办理洋务的人才为鸽的。

清廷于1904年1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全国各学堂共同遵守的立学宗旨。

其文字表述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稗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与此同时，又颁布了各学堂具体的
立学之旨，从而构成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较为完备的立学宗旨系统。

不难看出，无论是总是分，这个立学宗旨体系，其内容均是对“中体西用”思想的细化和阐释。

1906年3月，新成立的学部更专门拟订了一个《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上呈，请求朝廷批准施行。

该奏折不仅将“立学宗旨”改称为“教育宗旨”，而且其所提出的教育宗旨的文字表述方案也较为简洁，总共只有十个字，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更重要的是，它忠实而创造性地将“中体西用”的统治思想加以条文化和政策化，以国家最高元首签署命令发布文告的形式赋予其法定的地位、性质和功能。

（1）“中体西用”顺应历史潮流，促使中国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随着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兴起了不同形式的革命或者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反观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封建统治之下，社会生产力低下，思想禁锢，弊端丛生。

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船坚炮利”给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上了生动
的一课，一些统治阶级中的开明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用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军事来消弥社会矛盾，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对外抵御外敌入侵，“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正好顺应了当时世界的这种变革的要求。

“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对于数千年的封建教育是个很大的突破。

传统封建教育固守孔孟之道，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方法严格控制人民的思想，把培养仕宦之才作为其唯一目的。

它把统治阶层的文化强加在大众文化之上，形成了“重道轻艺”和“贵华轻夷”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促使封建教育开始由封闭走向开放，开始与外界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内容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始在学校教育中有了一席之地。

在教育制度上，新式学校开始建立，并且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在教育功能上，突破了传统封建教育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弊端，开始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使教育与社会生产各部门产生紧密联系。

这些变化，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体西用”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促成了教育观念和人才观念的转变
中国封建的传统教育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分散的、无序的、不规范的教育。

自西汉以后形成的察举制，经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朝开始设立的进士科考试，直至最后发展到高度形式化的八股取士。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被笼罩在追逐名利和埋首故纸堆的气氛之中，造成了学校教育的不兴，教学内容空疏无用和考试制度弊端丛生。

“中体西用”思想所倡导的设学校、改学制、废科举等举措给传统的封建教育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打破了儒学一统教育内容的封闭格局。

在学校教育内容中引进了“西学”，改革了旧的学制，从形式上冲破了旧教育体系的束缚。

尤其是在取士制度上，通过以“西学”向科举渗透的循序渐进的办法，将西学融于科举，以培养所谓的“通才”，使新式学校的学生得以参加科举，做到“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时务无悖道之患”。

所有这些新的举措，都加速了传统教育的解体，对近代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中体西用”为“西学”教育的合理化提供了依据，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就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但都是呼声很高而无实际成效。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西方科技的恐惧。

在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统治的国度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往往成为传入先进思想的巨大障碍。

“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提出和逐步发展，为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输入中国扫除了人们的心理障碍，明确了在“中学”处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学习和采用“西学”，为“中学”服务的教育思想，在形式和内容上为“西学”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民族出路的一种文化自救方案和实施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

它开了当时中国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和不足:首先，因为其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封建清王朝服务，因而固守“中体”，绝对地“忠君、尊孔”，学习“西学”必须在不损害“中体”
的前提下，所以影响了西学的学习;其次，学习“西学”吮较被动呆板。

学习“西学”不是清朝统治者内在的需要，而是在军事外交的失败以及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推动下进行教育改革，从而学习“西学”，缺乏自觉性;同时，学习“西学”也相当生硬呆板，只是在封建教育的内容里加进一些西学的课程，简单地移植一些西方的教学组织形式等;第三，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这次教育改革是零散的，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没有建立中国独立教育体系。

还有，缺乏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在固守“中体”中表现为固步自封的国粹主义，在学习“西学”中又表现为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从而反过来阻碍教育改革的进一步进行。

（二）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开创,对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留学教育冲破了闭塞保守和自满自大的旧思想,为以后形成留学制度开了个好头。

随着留学教育的深入进行，中国为中心的虚骄自大
心态和民间对送子弟出洋留学的态度都大为改变，特别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人们不再把出洋留学视为畏途，反而视为一种荣耀。

上海市民对归国留学生就羡慕不已，“有人艳羡之曰：某也之子习机器制造之学，某也之弟善量天测地之功，拔天津某局，拔福建某所，荣以顶戴，而给以粮糈，不及一二年，行见任大事，食大禄矣。

”出洋留学成了人们热切盼望与争相抢先之事。

据《申报》报道，1882年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出洋留学就是在学生的屡次恳求下促成的，当时的“福州船政局前后学堂中之学生，其父兄亲友无不日望其出洋，以为名利两获之计。

夏秋之间已有生徒恳求监督文案各委员，转求星使派其出洋，刻已查案举行，派出十名……盖回华之诸学徒，现在分派差使，名利两全，故未曾出洋之学生莫不各生歆羡，踊跃欲试”。

至1906年时留学已成为风气,仅那一年出洋留学人数达到一至二万名,以后留学风气更盛,致使清廷不得不建立留学教育制度。

第二,留学教育促进了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发展。

一方面,留学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和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旧教育是完全不同
的,留学教育兴起的本身就意味着对改革传统教育和追求新教育制度的强烈愿望。

另一方面,留学人员学成回国以后更是直接地促进了旧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并且逐步被中国教育界接受或吸收,对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和建立、发展新式教育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从晚清洋务派“中体西学”教育方针的确立及在其指导下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可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必须大力发展留学教育。

发展留学教育既可以利用外国教育资源为己培养人才，又可加深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我们从世界教育的大座标中明确自己的位置和努力方向，进而促进我国教育的进一步改革。

第二，必须努力建立、健全自己独立的教育体系。

在晚清，由于中国缺乏自己的独立教育体系，教育非常落后，派出去的留学生学成回来，国内却用不到，有很多人只能到外国在中国的企
事业单位工作，直接为外国人服务，浪费了人力物力。

在现阶段，一定要努力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事业，从而不仅能够吸引留学生在外的学子回服务，而且能够吸引外国的人才来为我所用。

第三，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既不能把传统的东西抛弃，走“全盘西化”之路，又不能把传统的东西简单拿来加以装饰，走“中体西用”之路，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赋予新的内容与形式。

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化、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把文化教育真正引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正确发展道路。

3.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是人们开阔了眼界。

4.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观念都受到了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

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1）洋务派的变易观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处在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下，社会生产力低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存在，拼命束缚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并将之内化为一种封建政治机能，这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意识形态在传统意识形态里，“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其中心，“尊祖”是其主要手段.统治者认为只要这样就会使封建统治之“天，永固.可万万没有想到，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唯我独尊”的局面打得粉身碎骨，中国事实上已面临二场空前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关头，首先清醒看到这一点的是洋务派。

所以，薛福成认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是数千年来之大变局睁。

面对外强内弱，彼富我贫，他们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不能闭门不纳，束手而不向。

”“不变通则战守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因为“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矣，此时而曰徙戎攘夷，真迁儒不通事变者也.”因此，只有“力
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这样才能“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

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
洋务派的这种反对拘泥成格.力开风气的变易观，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他们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直面西方挑战的心理。

这种变化彻底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的束缚.要求大胆开放，以变制变，为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开辟了道路。

（2）洋务派的华夷观
在传统观念看来，除华夏之外，其余各国皆是“蛮夷”之邦，认为中国乃世界之中心。

所以，在清乾隆年间，英国派使臣马戈尔尼来华请求通商，乾隆对曰:“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本来就不靠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朝，种种奇珍异品，纷纷来献，何须你国制办东西，”加以拒绝。

而洋务派在同西方“洋夷”接触中，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的洗礼，使他们打破了传统的华夷观，认识到“夷狄”也有比我们中国先进的地方.不能一概而论之。

所以，
冯桂芬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六方面提出了华不如夷的观点。

并且进一步指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

”同时，洋务派还认为:“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彼此有益。

”洋务派的另一个主要代表王韬的华夷之辩更为独特。

他认为:“自世有内华外夷说，人遂谓中国为‘华夕，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

此大谬不然也，……华夷之辩，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

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夷.”这就提出了新的划分华夷的标准，即以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来划分华与夷。

替告顽固派，西方科技、文化日兴，有居中国之上成“华”之势，中国若夜郎自大，闭目塞听不思进取，亦有为“夷，之可能。

洋务派的华夷观，对传统的华夷观提出了异议，并且提出了新的划分华夷的标准，反映了洋务派在世界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他们的民族危机感和时代责任感。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仍然沉溺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无视西方的快速发展，“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