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问题分析 (3)

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推进，标志着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与对外合作即将面临着新的机遇与发展。在国际大环境中，在政府支持引导下，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作用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亦将走向一个更高平台。本文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贸易便利化的现状和“一带一路”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及对策分析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与沿线各个国家进行对外贸易所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得出符合我国与沿线国家现实情况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国际贸易、贸易便利化

1.相关理论概述

作为国际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1]。包括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内的传统贸易理论主要解释的是产业间贸易，而新贸易理论及后续的发展则侧重于对产业内贸易的解释，其中可以作为国际商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的理论基础的主要有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等，现将其概述如下：

1.1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对国际贸易原因进行的解释，其认为两国间的贸易源于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随着贸易的发展，该理论的局限性逐步凸显，它并不能解释现实中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础，即无法解释在所有部门的生产成本上均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与均不存在绝对优势的国家间的贸易[2]。

基于此，大卫·李嘉图将该理论进行了升华，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其对技术绝对先进和绝对落后国家之间存在的贸易现象进行了合理解释[3]。他认为，各国间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异导致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进而产生国家

间的比较优势，并依据“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也就是说，即使一国在所有的产品上都不占据绝对优势，但只有其在某些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其就可以参与国际贸易，且每个国家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中获得“比较利益”，该学说也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4]。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源于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异，对于一国比较优势的判定可以通过产品的相对成本或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其公式如下：产品A对产品B 的相对生产成本=产品A的单位成本产品B的单位成本产品A 对于产品B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产品A的人均产量产品B的人均产量[5]。

若一国某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低于或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国家，则该国在这一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占据比较劣势[6]。尽管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相比，比较优势理论具有更一般的意义，但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如何引起国际贸易进行了解释，但并没有揭示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来源；另一方面，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的结论与现实有较大的冲突，现实中，各国均会生产这些与进口商品相替代的产品，并未遵从完全的专业化生产[7]。

1.2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或称为国际竞争力优势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一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国家钻石”（National Diamond）理论，其在著名的“竞争三部曲”一一《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中依次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此外，波特揭示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其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一国的竞争力来自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享赋的差异，而后者则认为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这些投入要素的重要性日趋减小，取而代之的是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要素投入的升级换代和高效率；其间的联系在于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前提，但占据比较优势的国家并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总的来说，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的更好发展，是国际竞争力理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对比较分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性与互补性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工具[8]。

1. 3产业内贸易理论

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指的是产业间国际贸易，其主要是指发生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贸易领域中产生了一种异于传统贸易中不同产品间贸易的模式，即对于同一类产品，一国既存在出口也存在进口，这种主要发生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的现代国际贸易的新形式被称之为产

业内贸易，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称之为产业内贸易理论[9]。对该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快速发展于70年代，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依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对其的研究可以分为传统理论和理论扩展两个阶段，前者主要研究最终产品产业内贸易，并从供需两方面着手，从生产者供给角度看，可以分为基于规模经济、产品多样化与消费者偏好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比较优势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从消费者需求角度看，主要是从消费者偏好和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且存在重叠的消费层次结构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后者是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而对产品生产阶段或生产工序的可分割性的中间产品的研究，其形成基础是要素禁赋差异，主要包括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跨国公司内产业内贸易模型等理论[10]。

2.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贸易现状

2.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近年来贸易发展情况

据相关部门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几年国家贸易的调查数据结果可知，在与中贸易中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印度、泰国居于前五位，年均贸易量超过500亿美元，且除个别年份外，其间的贸易额大体上均呈现出递增的走势。中新、中印、中泰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势头，其

间的贸易依赖程度不断增加：这说明在“一带一路”战略所涵盖的10个地区中，东南亚、南亚和北亚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地区，这与其相邻的地理区位、相似的商品需求和较大的经济差距直接相关；其次是与西亚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贸易，11年的贸易均值分别为463.4亿美元和313亿美元[11]。中国与西亚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排在第六、第七位，前者在2012年达到最高峰732.8亿美元，该年之前总体上呈现出递增走势，而此后逐年下降；后者则显示出稳定的逐年递增走向，年均贸易量达313.8亿美元，这意味着西亚地区对中国外贸的影响越来越大[12]。中哈贸易显示出稳中有升的趋势，年均贸易达179.1亿美元，但最后两年有所回落，这受制于世界石油价格的下降和原材料开采量的大幅度萎缩。中国与其余国家的贸易量相对较小，除波兰外，年均贸易额了低于百亿美元，但其间双边贸易额逐年递增，这意味着中国与各国间均保持着越来越重要的相互贸易关系[13]。图1为2013年至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三个主要国家贸易额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