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第十三界年会论文

中国经济思想史第十三界年会论文

李大钊教育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

——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

董平均，李银

（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050061）

内容摘要：唯物史观是李大钊教育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基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认识，李大钊不仅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论证了教育的历史性和可变性，而且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提出教育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具有“培根固本”的重要作用，主张在改造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普及国民教育，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合格人才，用民主、科学知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李大钊关于教育的本质、任务的论述，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为现代中国教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关键词：李大钊教育经济思想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教育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强调发展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提倡“昌学”，根据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对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以往学术界对于李大钊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伟大贡献、唯物史观的理解和传播以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领域，而对李大钊“教学研究工作在中国教育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探研[1]（pp.75-79）。本文拟以唯物史观为分析工具，吸收现代教育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对李大钊的教育经济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总体路向的把握，认识李大钊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与杰出贡献。

一、唯物史观：李大钊教育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石

1、唯物史观视野下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辨证关系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政治和经济状况，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且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2]（p.487）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状况，则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教育的性质，“个人是什么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p.24）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董平均（1962—），男，河南汝南人，历史学博士后，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教授

李银（1984—），女，湖北襄樊人，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史研究生

基金项目：河北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6140007）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S070409）

但包括教育在内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虽然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恩格斯所谓的“其余一切”，自然也包括教育在内的上层建筑，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4]（p.199）在阶级社会里，各个统治阶级都要利用教育培养它所需的人，以巩固其社会制度。所以，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教育制度。社会制度性质的不同，对发展教育目的认识和理解也不一样。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旦发生变化，教育也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2、“昌学”：用现代文明克服民族“惰性”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特征和要领”在于，肯定物质的经济改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李大钊说：

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即是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社会的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5]（p.715）。

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5]（p.675）。

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教育的本质与任务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揭示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李大钊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属于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构造，才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因此，作为表层构造的一切圣道、名教以及文学、科学、政科等，都只是一定时期物质基础的反映。“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这就从正面阐明了意识与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文化教育作为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变革，发生相应的变革。“一切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5]（p.37；pp.146-151）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经济问题一旦解决，其他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问题以及女子解放、工人解放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因此，教育的改造必须建立在社会经济结构改造的基础之上。

经济的构造既然是社会构造的基础，社会经济组织如果没有改变，精神改造也很难取得成功。“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意识……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情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的力量，终究比不上基础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使你永远不能实现。但李大钊并不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反作用，而是在肯定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突出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然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5]（p.347；p.68）物质的改造与精神的改造相辅相承，教育家能够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使民众渐渐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