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何打出不同的旗帜

胡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何打出不同的旗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她是以城市暴动，充实力量，然后南下，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以实现第2次北伐为目的的。

起义部队没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和建立工农政权的目的，而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和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暴动时要戴着国民党的帽子”（注：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04页。

）。

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一个集政权、党权、军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南昌起义后40天暴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则不同，秋收起义一开始就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在起义前召开的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1次会上就决定，“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注：肖克、何长工：《秋收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并把参加起义的革命士兵和工农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暴动前夜，工农革命军师部就新制了共产党红旗，在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中，工农革命军高举共产党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并把共产党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1927年12月11日发动的广州起义又与之不同，广州起义一开始就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并向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同志们响亮地提出，“准备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注：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的出版社，第41页。

）他们举着红旗，围着红领带，戴着红臂章参加起义，并建立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

为什么处于同一历史环境中而暴发的3次起义会打出3种不同的旗帜?很有必要予以论述。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为何当时不象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那样树起共产党和苏维埃的红旗，而要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由于我党对蒋、汪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性质及其革命力量的估计失误而导致的。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对蒋、汪一伙的背叛行为，中国共产党人奋起进行了反击。

但是，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只是少数上层领袖的背叛，而“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领袖虽然已经被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所利用，成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但他们并“不能使国民党形成资产阶级的领导政党”，国民党的革命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

（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

）对于国民党内革命力量的估计，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

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

大革命失败后，作为左派国民党主要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一部分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一小部分“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但是，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

”（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

）在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及其内部革命力量作出如此的估计，这种估计，
显然成为我党决定举什么旗帜的出发点。

基于上述估计，所以中央在组织群众向国民党进行反击的同时，又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工作”（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

）的主张。

在宣布退出国民政府的同时，又声明“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和“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政局宣言》(1927年7月13日)），主张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注：《中共中央对武汉反动时局的通告》(1927年7月24日)。

），以“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使革命仍能在“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1927年8月)。

）下进行。

由此可见，南昌起义之所以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是由于我党当时对国民党的这种认识而决定的。

第二，是为了争取“左派”张发奎为起义领袖，发动回粤运动。

起义中，中共中央曾经试图争取被视为“左派”的张发奎为起义领袖，发动回粤运动。

我党之所以下如此决心，是张与我党的历史关系及其现实态度所决定的。

大革命时期，我党派了大批干部到张部带兵，当时在张的部队中有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周士第、许继慎、刘鸣霞、梁秉枢、候镜如、周邦采等共产党员担任师、团级领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营、连级须导以及主要的政工、参谋人员的也很普遍，当时我们党在张部能直接掌握的部队有9个团。

1927年6、7月，武汉局势紧张，我们党在分散干部时，又将大批干部派到张部，随贺龙，叶挺军行动。

故此，张发奎所属部队是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最多的部队之一。

这些共产党人在张部身先士卒，英勇作战的模范行动，使这支军队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也为张的不断晋升创造了条件。

因此，当武汉政府下令清党时，他不但没有执行，而且继续收容了许多在地方和其他军队中不能立足的共产党人，并且表示愿意与共产党继续合作。

张的这一举动，博得了很好的声誉。

有人就认为张发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是有诚意和我们合作。

”（注：龚楚：《我与红军》。

）张发奎也有自己的打算，张发奎与唐生智、蒋介石矛盾重重，张发奎眼看两湖地区已经为第1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所控制，广东又为投靠蒋介石的李济琛占领，江西为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盘踞，自己却成了拥有兵权而无地盘的人物。

因此，他高唱东征讨蒋，实际上东征是假，是要借机屯兵赣北，以便打回广东去，取李济琛而代之，当南面王。

当时，我们党一方面看清了张发奎的这一企图。

另一方面，“看见了长江流域及其北方皆已成为反革命混战所在，以广东(一)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二)工农运动之核心；(三)财政之丰裕；(四)交通之灵便等等”（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未记》(1928年6～7月)。

）。

所以，在拒绝了东征讨蒋和发动两湖暴动的建议后，打算拥护张发奎为领袖，提出依靠张发奎回到广东去。

准备在广东东江一带号召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充实力量夺取广州。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

可是，党中央仍把党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和张发奎合作回粤的基础上，汪精卫实行分共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更加险恶。

“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

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注：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

）。

直到这时，党中
央依靠张发奎回广东的主张仍未改变。

起义当天，还用民众团体名义通电张发奎，“欢迎他来南昌，并大书标语：“拥护张总指挥!”“欢迎张发奎总指挥领导革命!”（注：汪精卫于1927年8月5日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的讲话。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宣布张发奎为全军总指挥。

由于对张发奎这个国民党新军阀还缺乏本质的认识，“以为拿出来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

”（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未记》(1928年6～7月)。

）所以，为了争取“左派”张发奎为起义领袖，起义打着国
民党左派的旗帜，是很必然的。

第三，是为了团结起义部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和争取国民党内的真正左派。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所以由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数量很少。

参加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是我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武装部队。

这些军事力量，基本上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虽然这些军队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建立的，部队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有的已是部队的领导或骨干。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掌握和控制这支部队，更不能说是在我们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而中国共产党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宣告这些武装力量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来，利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旧番号，提出“打倒武汉政府”，“完成国民革命”的口号顺乎民心，这样有利又有效于贺、叶动员率部下起义和起义后维系军心。

避免了多数官兵感到突然，有效地调动了部队拥护起义和官兵自觉革命的积极性。

假如不用国民党的名义起义，部队要云集南昌，沿途必将受到反动军队的拦截，内部的反动分子必然乘机捣乱破坏，使起义部队在开赴南昌途中就遭受损失。

而我党仍沿用国民党名义，就使敌人难以找到寻衅的借口，有利于起义的顺利进行。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南昌起义是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发生的。

当时，国共合作刚刚破裂，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气焰嚣张。

但在这同时，在革命阵营内，仍有一批相当数量的进步分子。

他们信任共产党，忠于三大政策，在党遭遇危难时刻，决心挺身而出，与党同舟共济。

当时的武汉，是党外进步力量的一个集中地，当党把起义的决定告知党外进步人士时，立即得到了那些不愿追随汪精卫反共的国民党人士的热情支持。

例如彭泽民、张曙时等一批不满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军队中有贺龙、郭沫若等将领，他们按照党的安排。

分批密秘奔赴南昌，在南昌的一些国民党左派，例如江西省代理主席姜济寰、教育厅长肖炳章等均就地参加了起义。

在起义时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中，有22人署名，其中党外进步人士占1/3以上。

特别是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也在宣言中署名，并列名为全国革命领导机构的领导人，更扩大了起义的政治影响。

这样，有利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抛弃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背叛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丑恶嘴脸，唤醒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抱有幻想的人们。

在南下广东的艰苦征途中，许多党外人士，职务高年龄大，但他们放下官架子，与战士一起步行，攀悬崖，过险滩，但他们在途中仍然豪情洋溢，有的还吟诗赋志。

起义军在潮汕失挫后，许多党外进步人士，遭到国民党的通辑迫害，或被迫流亡国外，或在国内改名隐居，他们中的大多数，终身继续坚持了反蒋斗争。

如果不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就有可能把这一批真正的左派人士排斥在外，不利于起义的顺利举行。

第四，是由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决定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该组织的一个支部。

各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令、指示，原
则上是必须贯彻执行的。

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可例外。

虽然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策略没有直接了当的决议或指示，但实际上南昌起义所采取的策略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是一脉相承的。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就是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在进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将逐步取得对国民党的领导作用，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再也无法和蒋记国民党合作，这时共产国际又力主同武汉国民党合作。

到6月底至7月初，宁汉反革命合流，国共分裂势不可免，但共产国际乃坚持利用国民党的策略。

在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中，曾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的同时“不要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与国民党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

”并且认为“共产党如果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

”也就是说，共产党只有留在国民党内，利用国民党的旗帜，才能逐步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否则，就“太危险了”。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采取了“退出武汉政府”，但“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5页。

）的方针。

由此可见，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的，反过来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决定了南昌起义只能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不可能打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旗帜。

二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则不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注：陈毅：《关于朱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5页。

）。

那么，秋收起义为什么能最先挂起共产党的旗帜
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党的组织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1927年秋天开始，党的实际工作中心逐步向农村转移，一大批党员干部离开城市，下到农村，从事武装斗争。

他们长期在农民群众中活动，并大量吸收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农民党员的大量增加，使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而这时的城市党组织由于遭到敌人的沉重打击和破坏，党员数量在“各大城市都大大的减少”（注：《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1928年1月30日)。

）。

随着农村游击战争的开展，党的组织发展“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同志”，而城市中党的发展则“非常迟缓”。

（注：《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1928年5月18日)。

）。

特别是在农村游击战争迅猛开展的地区，农民成分显得更加突出。

如湘赣边界地区，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

（注：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

）。

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湘赣边界地区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进行秋收暴动，一开始就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这是合乎情理的。

第二，由于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的深刻分析。

秋收起义是打共产党的旗帜?还是打国民党的旗帜?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及毛泽东之间是有明显分岐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对秋收暴动举“左派国民党旗帜”问题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但是，当毛泽东一到长沙接触工农群众，尤其是听了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
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注：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6页。

）以后，“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注：《中央通讯》第3期(1927年)。

）因此，1927年8月18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在讨论起义选择什么旗帜时，会议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因为“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

”因而会议“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工农群众暴动（注：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4～115页。

）。

所以，20日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中共中央信中建议：“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冯、唐、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立]。

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持地打起红旗。

”“至于小资产阶级，让它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须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因为湖南省委及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的意见不同，所以，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抛弃国民党旗帜”的建议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不对的”，但又指示“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注：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3～24页。

）。

由此可见，秋收起义之所以能一开始就打出共产党旗帜，这与湖南省委以及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的深刻分析是分不开的。

在当时革命的关键时刻，能够这样清醒地估计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透彻地认识国民党的本质，确实难能可贵。

第三，是由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力量所决定的。

从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力量来看，主要是由我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组成。

具体是平江、浏阳农军，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

这些武装分处在修水、铜鼓、安源三地。

起义前夕，这几支军事力量的领导人，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会议，决定把这几支军事力量合组为1个师，下辖4个团，“第一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骨干，由湖南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

第二团以安源矿警队为骨干，由萍乡、醴陵、安福、莲花、衡山农民自卫军组成。

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加上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

第四团是收编夏斗寅的残部。

”（注：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6页。

）从参加起义的部队的构成来看，秋收起义是以正规武装力量为骨干，工农群众踊跃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群众运动的当然领导者。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党，她在工农群众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所以秋收起义一开始就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其来发动工农群众参加秋收暴动。

三1927年12月11日发动的广州起义，又与以上两次起义不同，广州起义一开始就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

原因是：第一，我们党对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1927年8月，党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认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

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
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

”8月23日，《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根据上述中央议决案的精神，批评了湖南省委说：“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了，这是不对的。

”8月26日，南昌起义军到达瑞金时，从报纸上得知张发奎等已经公开反共，武汉政府已投降蒋介石。

因此，9月初，周恩来在汀州致信中央，表示要“在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

”（注：《周恩来同志给中央的信向潮汕进军的问题》。

）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旗帜，并正式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决议案同时规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10月2日，中共中央在《告两广闽南工农兵书》中，“号召两广及福建工农兵及一般民众起来!夺取政权，建立平民革命民主政府”（注：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页。

）。

同时，中央还明确指出：“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能到多少是多少)，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实即苏维埃应为政府之主干”（注：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7页。

）。

根据我们党对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认识的这一转变，中共广东省委在通告中指出：“国民革命军之名义立即废除，国民党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军阀的玩具，国民革命已经是军阀部队通用之名词，他的名义决不是以领导此种坚决的革命运动。

以后军队及全省工农讨逆军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原工农讨逆军能离开本县的可合并编入军队中，称工农革命军第几师，不能离开本县的称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几团或营。

一律废除青天白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识与国际旗同”（注：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7页。

）。

至于政权机关，在乡村则为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在城市则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注：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0页。

）。

从我们党对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认识过程可以看出，只有广州起义，才能一开始就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第二，起义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10月3日，周恩来在流沙会议上宣布：“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下，单独的干下去”（注：张国焘：《我的回忆》。

）。

于是，南昌起义军主力于汤坑作战失利遭到失败后，余部第24师1300余人，在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率领下，转至海陆丰，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

随后在彭湃等领导下举行了第3次海陆丰农民起义。

11月7日，起义军在海、陆、紫、惠边区与农民运动结合，首创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它开创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

起义前夕，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又密秘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并拟定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

事实已经证明：广州起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究竟让李济琛的白色恐怖政权存在呢?还是建设我们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政权呢?”（注：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0页。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准备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注：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1页。

）既然广州起义的目的是为广州苏维埃而战，那么广州起义一开始就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情了。

综上所述可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