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简介

是明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

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明成祖时《永乐大典》的纂修，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此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永乐帝当时未能毅然付之刊印，仅抄写一部，存于皇宫深院中。

嘉靖末年虽抄写成副本，而正本却杳如黄鹤，不知踪迹。

副本《永乐大典》清代收藏不善，续有遗失；近代更是被八国联军焚毁、劫掠。

至今残存的嘉靖副本由于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仍被学术界视为珍宝。

据统计，现在嘉靖副本《永乐大典》在全球范围尚存400余册，其中223册存藏国内，国家图书馆馆藏221册。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

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通“。

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

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

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

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 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

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绅，江西吉水人。

明著名作家姚广孝（1335～1418），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

苏州人。

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

王景（1337－1412）字景彰，号常斋，元末明初松阳县人邹辑(资料暂缺)《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典籍，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包罗万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诗文、戏曲、僧、道、医药、工艺等方方面面，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只是当时依据的是明朝的《洪武正韵》。

其体例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也就是说，每个韵目下有很多单字，每个单字下分列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方面的内容。

在书的前面，用不同的字体演绎一个“门”字，端庄的楷书、狂放的草书、秀美的隶书，尽显汉字的魅力。

这册书引用古书66种，插图46幅，它记载了中国古代不同等级的门，如白虎门、玄武门等，以及门的结构、类别、式样和奇闻逸事，丰富多彩。

《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编修完成，被收藏于南京的文渊阁。

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带到了京城，收藏在皇宫内的文渊阁。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的文字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永乐大典》中还有许多精致的插图，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永乐五年（1407），全书大体定稿，姚广孝领衔进呈，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聘请抄书者誊抄全书。

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

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

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

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

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在《永乐大典》纂修600年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永乐大典》之际，召开这次国际性会议，展示《永乐大典》的流藏历史和研究情况，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保护和数字化方案，对于促进《永乐大典》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包括世界范围内现存《永乐大典》的全部出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简要发表个人的几点粗浅认识。

一、编纂与价值《永乐大典》不仅成书以来评价不一，早在编纂之初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太庙祭祖过后，对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谈起编书的设想：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

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

再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大略。

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①]要求非常清楚：一是全，采摘书契以来的百家之书；二是大，备辑为一书不厌浩繁。

然而，解缙却有另一番见解。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解缙就曾上疏说，“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建议“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解缙认为“今六经残缺”，应当“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

[②]其所瞩目者，仅仅限于儒学范围的经典。

此时，解缙受命，仍然按照他本人的想法进行编纂，至永乐二年十一月纂成上奏，成祖朱棣赐名《文献大成》。

但当翻检过后，却发现远不符“大而全”的要求：“上览所进书，向多未备，遂命重修”，任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箎与解缙同监修，“尽通经史百家之言”的陈济“以布衣召为都总裁”。

任用“尽通百家之言”的陈济，正是为了调整解缙的编纂思路。

而且，陈济对编纂《永乐大典》所起实际作用，也要比解缙大得多。

史称：“济与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

”[③]四年四月成祖朱棣来到文渊阁，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解缙回答说“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仍然反映其编纂重“经史”而轻“子集”的倾向。

成祖朱棣召来礼部尚书郑赐，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员四出购求，“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

”[④]这次购求佚书，使许多“奇书可得”，对于编纂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编纂完成，成祖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并亲撰序文称：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典奥。

……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

……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

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

[⑤]全书所收历代文献多达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实现了“书契以来”“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的目标。

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凡例并目录60卷，装潢成11095册，随表上进。

《永乐大典》收罗宏富，堪称空前。

凡例一开头即作如是说：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

……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

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所抄原书，直录原文，或整段移录，或整篇移录，甚至整部书移录。

这一做法，使这部类书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丛书的性质。

尽管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该书颇多微词，但仍以“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因而从中“辑成编者”516种。

[⑥]我们今天所用《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蛮书》、《水经注》、《明律》、《直斋书录解题》等重要史部书，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凡例还规定：因韵以考字，因字以求事，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

字书体制古今不一，如钟鼎、盘杆、铸刻及虫鱼、科斗、篆书，散在各书，难于辩识，今皆不拘同异，随字备收，而钟、王以后诸家行草诸书，亦备其体。

以“洪武正韵为主”，按韵分列单字。

每一单字下先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类字体。

然后，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随类收载。

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是吸收了韵书检字的做法，既有事目，又按韵检索，改变了类书单纯分类、不易检索的弊端，是对传统类书编撰方法的一个突破。

而且，所抄原书的书名、作者标示非常醒目，便于查考。

《凡例》规定是《凡例》规定，这种“似丛书非丛书”的编纂方法，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

特别是何种文献入何韵、何字，编纂中显得比较随意，有的按首字入编，有的按第二字甚至第三字入编，造成混乱。

自乱其例的最突出例证是：《永乐大典》引南宋洪遵《泉志》。

按照《凡例》规定，“名物制度、旧有图谱，载在经史诸书者，今皆随类附见。

若其书专为一事而作者全收入，如《五经礼器图》、《诗图说》全收入礼学、诗学；琴谱、竹谱全收入‘琴’字、‘竹’字之类”，则《泉志》“专为一事而作”之图谱，当收入“泉”字或“钱”字之类，但遍查《永乐大典目录》，怎么也找不到《泉志》一书的踪迹。

原来，《泉志》的内容在《永乐大典》中是散见于各种钱币之下的，而不是以书的形式收入的。

二、著录与流传《永乐大典》修成之后，除明世宗而外，均未引起重视，其书的著录与流传情况颇多疑点。

清修《四库全书》虽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但《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对该书的著录却有不少疑问，请看下面这段文字：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案文楼即今之宏义阁）。

嘉靖四十一年，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案事见《明实录》）。

至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案事见《旧京词林志》）。

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案事见《春明梦余录》）。

明祚既倾，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

今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仅残阙二千四百二十二卷。

“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这已说得明明白白，《永乐大典》随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贮藏文楼（即宏义楼）。

可是，下面紧接着是嘉靖四十一年“重录正副二本”，“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

所谓“重录正副二本”，所据是《明实录》；所谓“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所据为《旧京词林志》；而“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所据又为《春明梦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