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科举到废科举

从改科举到废科举、兴学堂
——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
王宪明、俞益开（清华大学历史系）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其中包括国际著名学者宫崎市定、何炳棣、张仲礼、王德昭、艾尔曼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科举制进行过深入研究。

本文在参考借鉴已有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对晚清科举制的废除及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做一粗浅探索。

晚清对科举制的批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初到甲午战争前，晚清士人对科举制主要批评其无用无实、无标准，虚耗人的大好时光，败坏士人的道德等，在批评的同时又提出了整改的意见。

其中冯桂芬对于科举制度改革的建议值得重视。

他在《改科举议》中借别人酒后之口指责科举“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又引用了顾炎武的话，“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进而指出科举考试的内容已经变得简单了，“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因此需要增加科目的难度，那么“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

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

”进而，他提出了对科举改革的设想，“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

宜以经解为第一场，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

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

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以下者，皆是。

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

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

又在《制洋器议》中，冯桂芬提出了鼓励奖励制器的办法。

“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

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

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贴、楷书无用之事，又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

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优则得，劣则失，划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时文、试贴、楷书之赏，夫谁不乐闻？且其人有过人之禀，何不可以余力治文学、讲吏治，较之捐输所得，不犹愈乎？即较之时文、试贴、楷书所得，不犹愈乎？即如另议改定科举，而是科却可并行不悖。

”
王韬在光绪二年（1876年）的《上丁中丞》中写道：“取士之途严，用士之途宽，泥沙与珠玉莫辨也。

近日各省广额日增，取求更滥，皆所谓有士之名无士之实者也。

士习之坏，于今为烈，然则取士之道当奈何？曰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

世第尔来建功诸大臣，皆由科举第中来，谓时文亦足以造就人才，不知此乃时文之不足困真才，非真才之能出于时文也。

今请废时文而别以他途取士：曰行，曰学，曰识，曰才。

”王韬在随后的《变法自强中》对于如何取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则取士当若何？曰：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

……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何不用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

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区为数门：首曰孝弟贤良，次曰孝廉方正，三曰德著行修，四曰茂才异等。

此四者，皆由乡举里选，国家不必试其文章，但当优其奖励，以厚风俗，以端教化。

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辩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

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

其上者则曰有智略，……；其次曰勇略，……；其次曰制器，……。

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

”
郑观应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考试》中说“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

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

呜
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
“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拟请分力两科，以广登进。

一考经史以觇学识，二策时事以征抱负，三判例案以观吏治。

首科既毕，挂牌招考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西法虽多，以上数种，是当今最要者）。

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

水陆形势（知天文者必知算学）。

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定数额。

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学，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

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

”
“虽然，切时之学，不可不习而知也；出类之才，不能不教而成也。

既于文武岁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

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遴选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舆图、语言、文字、政事、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当之。

……准其一体乡试、会试，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者，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题考试。

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祖宗成法也。

”
由此，对以上学者的建议加以归纳可得，废除八股取士，重视西学，乃至于给学西学者以出路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同时早在1862年，贡生黎庶昌上《应诏陈言疏》，指责当时科试取士的流弊，称“今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中，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不为效命宣劳之用，徒困之于八比、小楷、试帖至无足用之物。

”1此后，虽然同治帝谕称“嗣后于应课时文外，兼课策论，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用觇实学”2，对于当时士人所倡导的废除八股时文作出了一点回应，但对于如何改革科举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李鸿章在1874年12月12日上奏：认为科举文、武两科考试，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深，科举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贴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

李鸿章建议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一科，以资造就3。

随后的《万国公报》发表《论西学设科》一文，赞同李鸿章“奏请别开一科，以试天文、算学、格致、翻译之学与正科并重”，认为“此乃中国转弱为强之机”。

而清政府并没有理会，科举改革的步伐停滞不前。

情况直到1887年才有所改观，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奏称：“西法虽名目繁多，要权舆于算学。

洋务从算学入，于泰西诸学，虽不必有身兼数器之能，而测算既明，自不难按图以索”。

建议将明习算学人员入正途考试，量予科甲出身。

随后，总理衙门、礼部据御史陈琇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一折，请旨饬各省学臣。

终于在1888年戊子乡试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各省送到之监生及同文馆学生32名，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一名。

4这是第一次西学和中学同考，虽然取中人数甚微，但意义破大，这毕竟是科举改革迈出的第一步。

第二个时期：戊戌时期。

“逮甲午东方事起，以北洋精练而见败于素所亲蔑之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5，于是改革科举制是当时朝野人士的重要议题之一。

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要求改革科举。

“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桢请废武科，近年词臣藩衍桐请开艺学。

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

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

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

”“亦可以考取秀才，举人，进士”。

严复在1895年写成的《救亡决论》中说：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

然则变将何先？曰：
1贡生黎庶昌《应诏陈言疏》，见王廷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一
2《同治朝东华录》卷17
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07—208，210—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5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外日报1906年1月10日
莫亟于废八股。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

其一害曰锢智慧。

其二害曰坏心术。

其三害曰滋游手。

夫数八股之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论八股取士，固未尝诚负于国家，彼自明以来用之矣，其所收之贤哲巨公，指不胜屈。

宋苏轼尝论之矣，果循名责实之道行，则八股亦何尝负于天下？此说固也，然不知利禄之格既悬，则无论操何道以求人，将皆有聪明才智之俦入其彀。

设国家以饭牛取士，亦将得宁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将得卜式，公孙丞相。

假当日见其得人，遂以此为科举之恒法，则诸公以为何如？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

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

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

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千载，成饭无期者矣。

彼苏氏之论，取快一时，盖方与温公、介甫立异抵巘，又何可视为笃论耶？
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

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

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

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

舐糠及米，终至危亡也。

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

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等文章，教育方面有《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6。

他在《变法通议》（1896年）中认为：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综而论之，有三策焉：何谓上策？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进才，教而后用之。

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

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

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

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谓中策？若积习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尽变，科举学校，未能遂合，则莫如用汉唐之法，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

立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各科。

至其取之之法，或如康乾鸿博故事，特诏举试，或如近世算学举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示以荣途，给以翰林进士举人之名，准以一体乡会朝殿之实；著书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见。

告之以用意之所重，导之以利禄之所存，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

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何谓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童子试非取录经古者不得入学，而经古一场，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

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贴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

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考试学差试差，亦试以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试。

如是则向之攻八股哦八韵者，必将稍稍捐其故业，以从事于实学，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上策者，三代之制也；中策者，汉唐之法也；下策者，宋元之遗也。

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

”
康有为又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书光绪帝《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6丁文江：《梁仁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一
“臣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

夫八股之无用，臣即业八股以窃科第者也，从其业之既久，知其害之尤深，面对未详，敢为我皇上先陈之。

……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

”
就连向来保守的张之洞也认为科举考试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他在《劝学篇·变科举第八》中写道：“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

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

”“今宜略师其（欧阳文忠公）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复试之法。

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

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

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

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

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

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者；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

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

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和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

”
光绪皇帝最终决定改革科举考试方式，试图合学堂与科举为一事，以解决洋务运动以来形成的以教授洋务新学为主的学堂与以应科举考试为主的旧书塾、书院、学校之间教育双轨制的矛盾。

1898年五月初五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乃近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若不随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人才。

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体改用策论。

”同年六月初一，根据张之洞、陈宝琛等人建议，再发上谕，“合科举学堂以为一事”，“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家故实并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文二篇，五经义一篇。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光绪皇帝的努力最终因戊戌政变而未能推行。

第三个时期：义和团运动至科举彻底废除。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慈禧太后下罪己诏，要求各位大臣上奏强国之方。

随后，张之洞和刘坤一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筹拟四条：一设文武学堂，二酌改文科，三停罢武举，四奖励游学。

其中在酌改文科这一条中说，“头场取博学，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

”“兹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

”接着，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上谕：8月29日，清政府自明年始，乡会试及岁科试策论，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学艺命题，不准用八股程式，并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

9月11日，命停止捐纳实官。

9月14日，命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12月5日，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凡由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

然而到了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窃惟奉旨兴办学堂，已及两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累之也。

公款有限，全赖民间筹捐。

然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

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

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

况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

科举止凭一日之长短，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

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而就易，此已早在圣明昭鉴之中。

当此时势阽危，非人末济，除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

若长此因循，坐糜岁月，国事急矣，何以支持。

”之后朝廷准奏，自丙午（1906年）
科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办齐，再将科举额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

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国内形式更加严峻，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等人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

他们的建议获得赞同，1905年八月初四，光绪皇帝正式发布上谕，宣布停科举、兴学堂。

上谕称：
“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

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饬令各省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驱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

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

兹据该督等奏陈，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

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零六年）为始，所有乡、会试。

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7
对于以上三个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变革来看，用严复的一段话来概括甚为微妙。

“吾国自发捻荡平之后，尔时当事诸公，实已微窥旧学之不足独恃。

惟然，故恭亲王、文文忠立同文馆于京师，左文襄、沈文肃开前后学堂于马江，曾文正亲选百余幼童以留学于美国，李文忠先后为水师、武备、医学堂于天津，凡此皆成于最早，而亦各著成效者也。

然除此数公以外，士大夫尚笃守旧学，视前数处学堂，若异类之人，即其中不乏成材，亦不过以代喉舌供奔走而已。

逮甲午东方事起，以北洋精练而见败于素所亲蔑之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

由是不及数年，而八股遂变为策论，诏天下遍立学堂。

虽然学堂立矣，办之数年，又未见其效也，则哗然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梗。

故策论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宋以来之制科又废。

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

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8晚清人士由批评科举制的弊端、呼吁改科举到尝试并科举与学堂为一事而最终指责科举阻碍新学而将其彻底废除，此种变化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在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交锋中遭受挫折以后，朝野人士痛定思痛，开始反思中国自身的文物制度，这对于中国走出封闭自大状态来说本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而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使此种反思走向极端，终于在巨大国际压力和极度自卑的心理状态中，对中国一切文物制度都做出了全盘否定的评价。

正是在此种氛围下，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被指阻碍中国进步并最终被废除，而代之以培养专门人才的普通西式教育。

此中的得失功过，在经过了整整一百年之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

科举之制作为一种选举后备官员的制度，隋唐以来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有关，但却主要是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而非教育制度本身。

在此制度实施期间，一方面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县级以上主要官员均从此“正途”出身进入仕途——近代著名官员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均由科举入仕，就连康有为等人也由此入仕，另一方面一些具有特别才能的人才也可以通过捐纳等辅助渠道进入仕途——如左宗棠、袁世凯、盛宣怀等。

与欧美等国家长期实行的官员世袭制和分脏制相比较，中国的科举制度无疑是一种更为公平合理、更加充满平民精神的官员选拔制度，也正因为如此，进入19世纪以后，欧美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等相继开“科举”，实行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

但是，在中国本土，此种制度却遭受到了空前猛烈的批判，最后并被彻底废除。

而耐人寻味的是，从科举制废除之后的次年开始，清政府即连续数次举行归国留学生科举考试，大量新式海归学生通过此种旧制度的考试而得到进士头衔，进入官场后在清末民初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阐述其建国方案时，也一再宣称建立考试院，
7《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
8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外日报1906年1月10日
自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为“大公”之制。

制度本无优劣，要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民制宜，随时损益。

学习外国经验，改革本国制度中所存在的弊端，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泼洗澡水时不能批孩子也泼掉了，改革制度时不要把经过历史考验、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东西也随意破坏掉。

主要参考文献：
（一）、史料部分：
1、《学部官报》
2、《申报》
3、《教育杂志》
4、《清实录》
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
6、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7、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
8、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9、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10、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1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1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
13、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
（二）研究论著：
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
2、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3、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
4、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5、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
6、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
7、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中译本2003年7月
8、宋元强：《清代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9月
9、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中译本
10、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中译本
11、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
12、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13、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马敏：《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16、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7、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出版社1998年
18、王炳照主编：《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