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中边缘人物形象分析

贾樟柯电影中的边缘人物形象分析

《三峡好人》和《二十四城记》都是在拆迁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一个两千多年的三峡古镇要在两年之内消失，到处是倒塌的房屋，满目苍夷。韩三明，一个来自汾阳的煤矿工人来这里寻找十六年未见的妻儿；护士沈红来这里寻找两年未归的丈夫。随着这个城市的淹没，这两个人的生活却有了新的开始。一个国营工厂，三代场花的故事和五位讲述着的真实经历，演绎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当工厂即将变成楼盘时，这对于他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韩三明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沧桑感，他已经过了追求梦想的年纪，他寻找的是一种安定，一个家。所以他不远千里来到奉节，寻找前妻。他的前妻麻幺妹是他花了三千块钱从四川买的，后来被警察救走了，也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当他找到麻幺妹时，麻幺妹已经跟了别人，但过得不幸福。他想看看孩子，但孩子却去了东莞打工。麻幺妹答应可以和他复婚，但条件是要替她还清三万块钱的欠款，看着手中孩子的照片，他还是答应了。这也意味着之后的一年里他将在“早上下去不知晚上能不能上来”的黑煤窑中度过。片尾，他带着奉节的工友们踏上了去山西的路，当这些人为了生存从一个没有未来的地方到另一个没有未来的地方时，这是条路是生还是死路，谁也不清楚，就像是远处那个走在钢丝上的人一样。而沈红也是为了寻找两年未归的丈夫来到奉节，却发现丈夫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对方是有钱有地位的女企业家。在江边，他们跳完了最后一支舞，沈红谎称自己爱上了别人为由与丈夫提出离婚，她用这种方式来挽回自己最后的那一点尊严.虽然沈红与韩三明的结局不同，但两者在执着寻找的背后都透出悲凉与无奈，沈红离婚了，韩三明复婚了却背负巨债。“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一样的，他们都只是为了寻找生存层面的感情与权利，而家庭与感情是最基本的归属单位，沈红失去了家庭，韩三明为了家庭陷入失去生命的危机。”〔8〕

《二十四城记》是带有访谈形式的电影，以一种对话的方式来讲述几代人与军工厂之间的关系。军工厂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在当时来说是保密单位，里面的人一般不能与外面的人接触。那时候的军工厂是有一定的独立性，自为一体，当外面遭受饥荒的同时，军工厂里的人还可以吃到肉。在遇到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作为国营军工厂也开始改革，出现了大批的下岗工人。侯丽君作为第一批下岗工人谈起当年下岗的过程，声泪俱下。年近40，上有老下有小，这时却失业了，没有别的原因，谁也没有工作不认真，谁也没有犯过错，只是厂里再也养不起他们了。老一辈的年代是以集体利益为先的年代，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三八红旗手”郝大丽在工厂转移的时候在奉节与孩子走失了，但为了不影响全厂的进度，她放弃寻找孩子。当谈到厂里过去的那些福利时，她脸上洋溢着骄傲，但讲到如今的生活，已经穷困到需要得到亲戚的接济。质量检测员顾敏华是当年的厂花，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单身，年过三十还为找到归宿。年轻的一代人赵刚也曾是厂里的学徒，在他的印象中那是一个乏味的工作，不停的重复同一个动作，这不仅是对于这份工作的否定，也是对老一辈们生活方式的否定。虽然老一辈人没有厌烦这样的工作，但这并不代表说在此中间他们对此没有怨言，而是他们在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中已经对这种体制认同了，信服了，毕竟这是他们这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当人们即将被迫离开或者必须离开曾经赖以生存的地方时，一种不安定，不安稳的情绪就会产生。在《三峡》中，小马哥说奉节已经没有好人了，面对即将消失的故乡，四处倒塌的建筑，对当时的整个奉节县城来说，人心是不安定的。他们已经失去对于家园原本信任的感觉，并开始任意破坏。开高价收取外乡人的床位费，厂长任意卖厂，人们开始变得冷漠无情，面对未来，他们的内心同样的不得安稳，开始在动乱中任意妄为。当一批又一批的人被送往不同的城市，没有人会关注他们之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失去自己的土地，在他乡又无法扎根，更多人在陌生的环境中举步维艰的活着。当韩三明带着他奉节的工友们去往山西时，

仿佛是在寻找一条出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求得一个安身之所而已，但那不是家。军工厂的没落，到消失，让那些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饭碗，也失去了归属感。由于军工厂特殊的环境，厂里的工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这里，但厂又与外界相隔，当他们将大半个生命在厂中度过时，厂成了他们的归宿。但是厂的破灭，让这群人顿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依靠，无法回到故乡，也无法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生存。娜娜说，她父亲在退休后一直处于精神不佳的状态，时常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他们这时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个经济来源，而是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如今“家”的消失，让这些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人无所适从。而新的一代正在发展，他们不再愿意走过去的路，并且寻找自己的出路，发现这个城市新的规律，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