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维与自居易佛教信仰之差异

论王维与自居易佛教信仰之差异

［摘要］王维和白居易是唐代诗坛上笃志奉佛的居士诗人的典型代表，奉佛对二人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均有较大影响。由于时代的变迁、思想心态的差异以及佛教思想的发展演变，导致二人对佛教的信仰同中有异。相较之下，王维对佛教的信仰极为诚笃，有“诗佛”之美誉，白居易的奉佛则因更多杂念和功利目的而招致“白俗”之讥。

［关键词］王维；白居易；佛教信仰；居士诗人

王维和白居易是唐代诗坛上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一流大诗人，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的集大成者，白居易则是中唐通俗诗派的领袖人物，二人似乎相距较远，因此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者较少。但是，两人同是唐代诗坛上笃志奉佛的居士诗人的典型代表，也都对诗歌艺术和佛教的发展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在诗歌史和佛教史上有较大影响；二人独特的思想和生活范式也成为后世诗人仰慕的对象。宋代苏轼《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宅图》诗云：“乐天早退今安有，摩诘长闲古亦无。五亩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辋川图。”将白居易和王维并提，同时作为自己的仰慕对象。而诗中提到的白居易的“早退”与王维的“长闲”又均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可以说，王维和白居易都具有较为深厚的佛学素养，佛教对二人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都有较大的影响；由于时代的不同、个性及思想的差异，两位居士诗人的奉佛也是同中有异的。

一、相似的宗教信仰

盛唐的王维和中唐的白居易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二人在崇尚佛教方面颇有相近之处，二人中年以后都崇尚佛教，至老弥甚。

王维，字摩诘，名与字都取自深通大乘佛法的居士维摩诘之名，显示了他与佛教的因缘。他所生活的盛唐时期，佛教繁兴，士大夫学佛、佞佛的风气很盛。他的母亲崔氏笃信佛教，“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1］王维父亲早逝，事母至孝，早年成长过程中显然会受到母亲奉佛的影响。进士及第后入仕不久即因伶人舞黄狮子案被贬官，使王维深受打击。大约28岁时，王维开始真正信仰佛教：“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并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禅师。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后，王维早年的政治热情减退，对佛教的信仰更加虔诚。《新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兄弟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遭遇安史之乱中被迫受伪职的打击后，更是全力奉佛。《旧唐书·王维传》云：“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可谓笃志奉佛，死而后已。

白居易成长的唐德宗时代，佛事活动频繁，重佛气氛浓厚，青年白居易也接受了这种影响，在29岁以前就多与僧人交往，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作《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等诗；贞元后期，白居易先后师事洛阳圣善寺法凝禅师和佛光如满禅师。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病故，继而爱女夭亡，白居易痛不欲生，遂向佛教寻求精神的解脱，

《自觉二首》其二云：“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2］贬官江州司马，是对白居易的一次沉重打击，他早年的儒家理念更加动摇了，而向佛老思想靠近。他在庐山建了草堂，礼佛参禅，热衷与僧人往还，见于其文集与其他资料中与他有交往的僧人在百人以上。晚年的白居易对佛教更加虔诚，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旧唐书·白居易传》云：“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死后“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足见其与佛门的因缘之深。

二、王维、白居易奉佛之差异

王维和白居易对佛教的信仰既有很多共同点，也存在着不少差异。关于两人信奉佛教的共同点方面，如上所述，王维和白居易的奉佛都受到了唐代社会大环境和时代气氛的影响，其信仰伴随着自身的仕途坎坷而逐年加深，至老弥甚；两人都和禅宗有密切联系，对禅宗各派的思想均有了解和热爱，且不执著于某一派系；王维兼通禅宗北宗和南宗的思想，白居易对南北禅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等也都有较为深入的理解。而他们对佛教的信仰中也都夹杂着传统儒、道的思想，具有儒释道融合的色彩；二人不但有着深厚的佛教理论素养，而且都在生活实践中身体力行，多与僧人交往，坐禅、诵经、斋戒，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善举，施功德。但由于王维和白居易所处时代的差异，佛教思想自身的变迁，以及两位诗人个性差异、思想心态的不同，导致他们对佛教的信仰同中有异。二人的差异主要表现

为：王维对佛教的信仰极为诚笃，而白居易的奉佛则更多杂念和功利。

王维的笃信佛教表现在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虔诚的奉佛举动。王维精通禅理，在生前即被其友人苑咸在《酬王维》中评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他的诗歌以及画作，都渗透着盎然禅意，明代王士祯即曾赞叹“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通其解者，可语上乘”。徐增《而庵诗话》亦云：“……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他所创作的《能禅师碑》、《赞佛文》、《西方变》画赞等文，无不显示出深厚的佛理素养。在生活实践中，王维一生洁身自好，忠于职守，生活俭朴，妻亡不娶，声色犬马，一无所好。《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晚年在上书皇帝的《请施庄为寺表》中，诚挚请求“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无任恳款之至。”并将朝廷赐给自己官职名下的田产用来捐献施粥。他在《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中恳请将“臣前任中书舍人、给事中，两任职田，并合交纳。近奉恩敕，不许并请。望将一司职田，回与施粥之所。于国家不减数粒，在穷窘或得再生。”王维将自己经营半生的辋川庄和官职俸禄一并捐出，竭尽所能地实践着佛教的慈悲心和布施观念。王维虔诚奉佛的精神和真纯善良的心灵令人敬佩不已，可谓身心俱纯，难能可贵。显然，王维虽然曾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但以对佛教的信奉最为诚笃、显著、持久。

相较之下，白居易的奉佛较多杂念和功利。和王维一样，白居易也先后受到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影响。白居易早年在政治上积极进取，最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准则，仕途受挫以后，又以“穷则独善其身”为由，追求自保享乐生活。他在诗中频频吟咏的是“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显然，白居易巧妙地将儒家“独善”所包含的固穷守志、自觉修身的立身原则曲解为自己所追求的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的闲适。他的独善只是丰厚舒适物质生活基础上的个体身心的舒适，所谓“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正是白居易后半生所念念不忘，努力追求的理想生活；“无公事”而“有俸钱”，这无疑是放弃官员的社会责任而仍居其位的尸位素餐。可见，白居易对儒家理念的信奉是阳奉阴违、并不彻底的。除曾信奉儒家思想以外，白居易也兼好佛老思想。他在《病中诗十五首序》中说：“余早栖心梵释，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他多次在诗中提到：“常悲东郭千家冢，欲乞西山五色丸。但恐长生须有籍，仙台试为检名看。”“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可以看到，白居易对生命短促、老病交加甚为忧虑，于是努力从佛道思想中寻求解脱之道：“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一方面与佛教僧侣广泛接触，力求心静；又与道士、炼师频频交往，炼丹以求长生。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详细罗列了十几处白居易诗中关于服药求仙的相关自述，并据此得出结论说：“则是晚年药术竟无所得，乃归依内典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也据白居易在开成二年时所作《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一诗，证明他晚至66岁时犹迷恋烧药，“逮丹不成，遂感叹借酒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