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维与自居易佛教信仰之差异

论王维与自居易佛教信仰之差异
［摘要］王维和白居易是唐代诗坛上笃志奉佛的居士诗人的典型代表，奉佛对二人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均有较大影响。

由于时代的变迁、思想心态的差异以及佛教思想的发展演变，导致二人对佛教的信仰同中有异。

相较之下，王维对佛教的信仰极为诚笃，有“诗佛”之美誉，白居易的奉佛则因更多杂念和功利目的而招致“白俗”之讥。

［关键词］王维；白居易；佛教信仰；居士诗人
王维和白居易是唐代诗坛上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一流大诗人，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的集大成者，白居易则是中唐通俗诗派的领袖人物，二人似乎相距较远，因此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者较少。

但是，两人同是唐代诗坛上笃志奉佛的居士诗人的典型代表，也都对诗歌艺术和佛教的发展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在诗歌史和佛教史上有较大影响；二人独特的思想和生活范式也成为后世诗人仰慕的对象。

宋代苏轼《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宅图》诗云：“乐天早退今安有，摩诘长闲古亦无。

五亩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辋川图。

”将白居易和王维并提，同时作为自己的仰慕对象。

而诗中提到的白居易的“早退”与王维的“长闲”又均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可以说，王维和白居易都具有较为深厚的佛学素养，佛教对二人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都有较大的影响；由于时代的不同、个性及思想的差异，两位居士诗人的奉佛也是同中有异的。

一、相似的宗教信仰
盛唐的王维和中唐的白居易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二人在崇尚佛教方面颇有相近之处，二人中年以后都崇尚佛教，至老弥甚。

王维，字摩诘，名与字都取自深通大乘佛法的居士维摩诘之名，显示了他与佛教的因缘。

他所生活的盛唐时期，佛教繁兴，士大夫学佛、佞佛的风气很盛。

他的母亲崔氏笃信佛教，“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

”［1］王维父亲早逝，事母至孝，早年成长过程中显然会受到母亲奉佛的影响。

进士及第后入仕不久即因伶人舞黄狮子案被贬官，使王维深受打击。

大约28岁时，王维开始真正信仰佛教：“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

”并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禅师。

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后，王维早年的政治热情减退，对佛教的信仰更加虔诚。

《新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兄弟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

”遭遇安史之乱中被迫受伪职的打击后，更是全力奉佛。

《旧唐书·王维传》云：“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母亡，表辋川第为寺。

终葬其西。

”可谓笃志奉佛，死而后已。

白居易成长的唐德宗时代，佛事活动频繁，重佛气氛浓厚，青年白居易也接受了这种影响，在29岁以前就多与僧人交往，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作《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等诗；贞元后期，白居易先后师事洛阳圣善寺法凝禅师和佛光如满禅师。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病故，继而爱女夭亡，白居易痛不欲生，遂向佛教寻求精神的解脱，
《自觉二首》其二云：“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

”［2］贬官江州司马，是对白居易的一次沉重打击，他早年的儒家理念更加动摇了，而向佛老思想靠近。

他在庐山建了草堂，礼佛参禅，热衷与僧人往还，见于其文集与其他资料中与他有交往的僧人在百人以上。

晚年的白居易对佛教更加虔诚，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旧唐书·白居易传》云：“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死后“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

足见其与佛门的因缘之深。

二、王维、白居易奉佛之差异
王维和白居易对佛教的信仰既有很多共同点，也存在着不少差异。

关于两人信奉佛教的共同点方面，如上所述，王维和白居易的奉佛都受到了唐代社会大环境和时代气氛的影响，其信仰伴随着自身的仕途坎坷而逐年加深，至老弥甚；两人都和禅宗有密切联系，对禅宗各派的思想均有了解和热爱，且不执著于某一派系；王维兼通禅宗北宗和南宗的思想，白居易对南北禅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等也都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而他们对佛教的信仰中也都夹杂着传统儒、道的思想，具有儒释道融合的色彩；二人不但有着深厚的佛教理论素养，而且都在生活实践中身体力行，多与僧人交往，坐禅、诵经、斋戒，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善举，施功德。

但由于王维和白居易所处时代的差异，佛教思想自身的变迁，以及两位诗人个性差异、思想心态的不同，导致他们对佛教的信仰同中有异。

二人的差异主要表现
为：王维对佛教的信仰极为诚笃，而白居易的奉佛则更多杂念和功利。

王维的笃信佛教表现在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虔诚的奉佛举动。

王维精通禅理，在生前即被其友人苑咸在《酬王维》中评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

他的诗歌以及画作，都渗透着盎然禅意，明代王士祯即曾赞叹“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

通其解者，可语上乘”。

徐增《而庵诗话》亦云：“……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

”他所创作的《能禅师碑》、《赞佛文》、《西方变》画赞等文，无不显示出深厚的佛理素养。

在生活实践中，王维一生洁身自好，忠于职守，生活俭朴，妻亡不娶，声色犬马，一无所好。

《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居常蔬食，不茹荤血。

晚年长斋，不衣文彩……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晚年在上书皇帝的《请施庄为寺表》中，诚挚请求“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

上报圣恩，下酬慈爱。

无任恳款之至。

”并将朝廷赐给自己官职名下的田产用来捐献施粥。

他在《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中恳请将“臣前任中书舍人、给事中，两任职田，并合交纳。

近奉恩敕，不许并请。

望将一司职田，回与施粥之所。

于国家不减数粒，在穷窘或得再生。

”王维将自己经营半生的辋川庄和官职俸禄一并捐出，竭尽所能地实践着佛教的慈悲心和布施观念。

王维虔诚奉佛的精神和真纯善良的心灵令人敬佩不已，可谓身心俱纯，难能可贵。

显然，王维虽然曾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但以对佛教的信奉最为诚笃、显著、持久。

相较之下，白居易的奉佛较多杂念和功利。

和王维一样，白居易也先后受到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影响。

白居易早年在政治上积极进取，最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准则，仕途受挫以后，又以“穷则独善其身”为由，追求自保享乐生活。

他在诗中频频吟咏的是“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

显然，白居易巧妙地将儒家“独善”所包含的固穷守志、自觉修身的立身原则曲解为自己所追求的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的闲适。

他的独善只是丰厚舒适物质生活基础上的个体身心的舒适，所谓“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正是白居易后半生所念念不忘，努力追求的理想生活；“无公事”而“有俸钱”，这无疑是放弃官员的社会责任而仍居其位的尸位素餐。

可见，白居易对儒家理念的信奉是阳奉阴违、并不彻底的。

除曾信奉儒家思想以外，白居易也兼好佛老思想。

他在《病中诗十五首序》中说：“余早栖心梵释，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

”他多次在诗中提到：“常悲东郭千家冢，欲乞西山五色丸。

但恐长生须有籍，仙台试为检名看。

”“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

”可以看到，白居易对生命短促、老病交加甚为忧虑，于是努力从佛道思想中寻求解脱之道：“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

”一方面与佛教僧侣广泛接触，力求心静；又与道士、炼师频频交往，炼丹以求长生。

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详细罗列了十几处白居易诗中关于服药求仙的相关自述，并据此得出结论说：“则是晚年药术竟无所得，乃归依内典耳。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也据白居易在开成二年时所作《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一诗，证明他晚至66岁时犹迷恋烧药，“逮丹不成，遂感叹借酒自解
耳。

噫！亦可哀矣。

而同在此年，犹赋‘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之句以自豪，何其自相矛盾，若此之甚耶？由是言之，乐天易蓬莱之仙山为兜率之佛土者，不过为绝望以后之归宿，殊非夙所蕲求者也。

”显然，白居易的确很热衷佛老，而对于自己思想行为的表述十分矛盾，又可见其思想的矛盾复杂、不专一。

可以说，白居易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虽然都有信奉，但对每一家思想，并不专一持久；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之十三《和知非》中认为：“儒教重礼法，道家养神气，重礼足滋彰，养神多避忌，不如学禅定，中有甚深味”。

相较之下，似乎只有佛教思想是接触较早而且持续最久的。

但和王维相比，白居易对于佛教的信仰又充满了浓郁的功利气息。

白居易热衷佛教，声称自己“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

但在白居易奉佛过程中，始终充满着对佛教功利性的执著追求。

信奉佛教至少给白居易带来了两方面的益处，一是交友从政之便，一为解脱生之恼、死之忧。

白居易出身小官僚家庭，在朝廷并无背景。

早年的白居易即在《与陈给事书》中述及自己的处境说：“居易，鄙人也。

上无朝廷附丽之援，次无乡曲吹嘘之誉”；在《与元九书》中也说：“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

”要想在朝廷中立足并有所作为，自必广泛交游，而习佛则可提供不少交友之便。

孙昌武在《禅思与诗情》中指出，白居易从进士及第到被贬江州的一段时间，大都在朝为官，“而这一时期，正是马祖弟子陆续北上、洪州禅在朝野造成广泛
影响的时候。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白居易与同僚好友热心地参与习禅，甚至这种共同爱好成为增强其友谊的一条纽带。

”书中还列举了白居易交友习禅的几个例子，如白居易曾与钱徽同去访问绝粮僧巨川；与韦处厚交谊殊深，两人同在普救寺受过八戒，皈依佛门是连接两人友谊的主要纽带；与李建交好，李建受奉佛的母亲影响，“终身蔬食”，以好佛著名；与欣赏佛教的崔群“在禁中日……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诱导，别来闲独，随分增修。

”此外，他还与韦处厚、崔玄亮等一起习禅学佛。

在以上友人中，李建、崔群、韦处厚都曾官至宰相，使白居易屡屡受惠。

例如元和九年丁母忧期间，白居易给崔群、钱徽写了一首长诗，暗示希望得到他俩的疏通，后来的确因为他们的赞助，担任左赞善大夫。

担任苏州刺史因休假停官后的大和元年三月，裴度、韦处厚任宰相，任白居易为秘书监，并赐金紫。

此外，白居易在生活当中的诸多烦恼和对死亡的忧惧也需要借助佛教来消解。

他早年习佛，就向佛门僧侣寻求快速解脱烦恼的途径：“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

”此后的白居易接连遭受母亲亡故、爱女夭折的家庭不幸和被贬江州的仕途挫折，更需要用佛教来求得解脱。

更重要的是，白居易的生命意识非常强烈，对衰老、疾病和死亡充满了强烈的畏惧。

据学者统计，白居易现存诗歌中诗题、诗句里出现“老” 字的有18首，489处；出现“ 病’字的有78首，282处；出现“白发”、“落发”的有8首、70处。

而据洪迈《容斋随笔》统计，从不到30岁至75岁四十多年间，白居易有78首诗记载自己的年龄，足见诗人对衰老进程比常人加倍关注。

又
因为体弱多病，白居易中年时即已产生对死亡的恐惧。

如何远离死亡，排除恐惧？正如陆扬在《死亡美学》中所说的：“宗教是人类对死亡的一切超越形式中最为原始，也最为精致的一种。

”白居易也曾热衷于道教的丹术：“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

”（《戒药》）自然以失败告终。

白居易最终从佛教中找到了解脱的途径：“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

”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总结士大夫与佛教关系的三件事：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因缘，一为死生之恐惧。

如果说王维的奉佛是出于“玄理之契合”与“文字之因缘”的话，白居易则是主要因了“死生之恐惧”，才最后皈依佛教的。

他在《客有说》中明确表示了死后的归宿：“海山不是我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

”开成五年他作《画弥勒上生帧记》表示：“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

”因此，他晚年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笃信净土——一条高速快捷的通往西方净土之路，表现了他奉佛功利性强的特点。

可见，白居易对佛教的信奉并非发自内心的精神上的信仰，而是更热衷其功利价值。

因此，这种信奉虽然强烈，也有很多实践行为，但却并不坚定。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白居易独有的奉佛特色，如“床暖僧敷坐，楼晴妓卷帘”，再如《斋戒满夜戏招梦得》：
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

无复更思身外事，未能全尽世间缘。

明朝又拟亲杯酒，今夕先闻拟管弦。

方丈若能来问疾，不妨兼有
散花天。

“白日持斋夜坐禅”，可见他禅净兼修：习禅重在心的解脱，信奉净土重在身的归宿。

两者兼修，以求“心适”与“ 来世”。

但正如他所说：“未能全尽世间缘”，这种严格的持戒生活对于白居易来讲，是非常辛苦的。

因此，只要斋戒期满，他依然迷恋于声色享乐。

持戒安禅需要理性的约束，而妓乐诗酒则是难以自禁的性情流露。

叶梦得《避暑论话》论白乐天云：“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

赏物太深，犹有待而后遣者。

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

”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也自我表白说：“性嗜酒、耽琴、淫诗。

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

”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很难说达到了精神信仰的层面。

回顾白居易的一生，在仕途上他毕生追求并得到了官职利禄，70岁离职后，还作诗求牛僧孺援手以刑部尚书致仕。

在生活中，白居易热衷于声色杯酒的享乐生活，68岁得风痹之疾后，才放遣诸妓。

诸多现实欲望满足之后，又祈求在佛老中解脱生死轮回之苦；凡此种种，使人很难看到白居易对宗教应有的虔诚信仰，只看到了不厌其烦的俗世欲望。

和王维对佛教的虔诚相比，高下立现。

综上所述，王维和白居易作为唐代著名的奉佛文士，都有着漫长的奉佛经历，奉佛使他们都保持了亦官亦隐的独特生活方式，都创作了为数不少咏佛的诗文作品，对文学和佛教颇有影响。

但是，由于时代、个性、遭际及思想心态的差异，使王维对佛教的信仰更为纯笃坚
定，在理论修习和生活实践中更为自觉，成为一个虔诚的追求灵魂救赎的真正的宗教信仰者，也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被誉为“高人王右丞”、“诗佛”。

而白居易的思想则更为驳杂，对儒释道三家思想均有信奉，但并不坚定，其中对佛教接触最久，晚年尤其好佛；而与王维相比，白居易对佛教的信仰更注重其功利价值，或为交友从政之便，或为解脱生老病死之忧；因其功利性强，故虽多佞佛之举，却难去声色杯酒之累。

因此，缺少对宗教应有的虔诚皈依，与王维颇有差距。

也不免招致苏轼的“白俗”之讥。

【参考文献】
［1］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M］.中华书局，1997.
［2］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