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经济自由主义

再读严复

初识严复是在初中的历史课本中，当时他与魏源等人并列在一个狭窄的章节里，篇幅短小，寥寥带过。那个时候对历史的认识犹如对严复的认识一样，浅薄而淡漠，一维的直线式思考，非黑即白，缺乏辩证的考量，所以记忆模糊而混乱，严复只是留存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不甚耀眼，甚至有些黯淡的人物。

多少年后重读历史，终于明白，初中的历史老师在讲解近代史时，数次将课本撕碎，绝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更多的是一种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到头来沦为帝国主义的阶下囚，国人软弱，民族危亡，我们与西方的差距究竟在何处，或者差距称得上差距么，如果这个世界是孤立的，没有帝国主义的破坏，我们的清政府还能存活多久，下一个清政府还能延续多久？我们按我们的方式存活，他们按他们的方式，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发生了就没有倒退的可能。

重读近代史，感触良深。若是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看那个时代的话，是根本无法理解严复当时所遭遇的内心苦闷，痛苦挣扎，以及现实与理想格格不入的境况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努力探寻西方富强根源之后，严复向整个中国的学界和历史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世宣言：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既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他立足于尚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这一纬度上，抓住欧洲文化经典作品中表述的“集体力量”这一要害。他坚定地认为“集体力量”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同时欧洲富强秘密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也渐渐在严复的眼前明晰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走出落后状况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充分发掘人的全部能量，另一方面是培养那种将个人能量引向为集体利益而服务的大众精神。但这正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传统文化“精髓”之一。中国的传统向来以“舍小我为大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标榜自己国人的高尚品德，这正与强调以人为本、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思想背道而驰。这个矛盾多多少少的衍生出近代各种西学中用运动的成功或是失败。

再读严复，给我启发最深的并非他的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也许，他的经济学成就在后人看来并不值一提，更多的是一种对西方已有学问的引进，当然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前无古人。我认为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他穿插在其中的思考。当然若论其思想，还是先从他的经济学研究开始。

在严复著译的年代，中国的统治阶层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不休，那就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扩张。严复是为数不多的主张自由经济的人物之一。首先，严复明确

主张各国间的自由贸易。他在《原富》的按语中，对斯密批评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的阐述赞赏不已，称之为“《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真注解”。严复写道，一国增加财富的最大目的是“供诸民”。“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贸易自由。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其次，严复在鼓吹自由贸易时，对当时士大夫争取进出口支付平衡、防止贸易赤字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以斯密批评重商主义的论述来批评这些观点。严复在《原富》中反复阐述，金银不等于财富。外贸逆差仅仅代表金银的减少，而不代表财富的减少。第三，严复极力鼓吹吸引外国资本开发中国的铁路与矿山，这与清末民初的经济民族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究其背景，则要追溯到19 世纪末，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封建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洋务派的官僚垄断政策，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争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要求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反映。严复首先借助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宣传经济自由主义。严复既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了解当时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大量接受庸俗经济学观点。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时，却没有选择庸俗经济学著作，而是选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翻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正是在其所译《原富》的大量按语中,严复借题发挥,对清政府和洋务派压制、阻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抨击。选择并花费极大气力翻译《原富》，是严复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严复指出，只有自由放任，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振兴。他指出，社会群体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的状态如何，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面貌。只有使群体中每个人都积极求智求强求富，士农工商各业才能兴旺发达。人民要求于政府的，是能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而不是代他们经营其生计。除了兵刑二者应由国家负责外，其他一切事情,如礼教、营造、工商、树畜之事，“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严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理论和做法，都进行了批驳。一种是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对一些行业予以扶持，而对另一些行业进行限制。严复认为，财富是靠民力生产的。国家的支持和限制，必然要影响百姓生产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影响财富的生产。所以国家用法术干预的结果，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财政收入：“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一种是从平抑物价出发，主张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干预。严复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驳斥说，物价如

同流水，只要顺其自然，它就一定趋平，用不着政府干预。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平抑物价，如同在半山修水库拦水，库水虽平，但并非真平，所造成的水面其实远远高出自然形成的水平面。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平价，实际也远高于自然形成的水平价格，实际是官府垄断高价。只有自由竞争，才能不仅使物价真正趋平，而且能使物价趋廉。严复还批判了行业垄断行为，认为这种垄断虽然可使该行业产品价高利厚，但却有损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世界各国相通的时代，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大门已被外国打开，外货已无法禁绝的国家，这种垄断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外国货物的低廉价格必定会将该行业的产品挤出市场，从而使本国该行业无法生存：“使其国已弱，力不足以禁绝外交，而他人叩关求通，与为互市之事，则货之本可贱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贵矣，而他人无此，则二国之货，同辇入市，正如官私二盐，并行民间，其势非本国之业扫地无余不止。”严复指出，洋务派在中国所推行的官僚垄断政策，造成的正是这种后果，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使中国经济愈来愈从属于外国资本。对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严复也主张任其自由。他十分赞赏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批驳，认为“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结合英国废除谷物法前后的情况指出，国家如果对粮食进出口加以干预，则弊端丛生，而允许粮食自由进出口,不仅可以调剂国内粮食余缺，保持粮价平稳，而且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英国自废除重商主义政策,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国用日侈富矣。”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应实行于一国之内，而且应通行于各国之间。严复在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承认在有些领域，国家干预不能完全取消，取消了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严复把国家应干预的经济活动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趄。”但同时严复强调，第三点“在上者为之先导”,应“必至不得已而后为之”，必须把它和洋务派借口“开风气”和“保护”而推行的“官督商办”划清界限。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实质是压迫、阻碍民族资本发展，与这里所说的“在上者为之先导”完全是两回事。严复还指出，实行经济自由，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提高民力、民智、民德。民力不强，民智不开，民德不新，自由只能导致混乱，而不会导致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 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 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而这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