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字第一节汉字概说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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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课授课时间 2011 年 9月 19日

【导入新课】

任何一种文字都是代表有声语言的，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它们都是以语言为基础，依赖于语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方块汉字，就是以汉语为基础而产生的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授课内容】

一、汉字的起源

（一）刻划记号与汉字的起源

1927年以来，在中国四十多个地方先后发现了五百余个刻划、描画在陶器、甲骨上的符号，它们见于新石器时期到商代晚期的遗址，跟商代的甲金文有的同形、有的近形，时代距今最远者有近八千年，最近者有三千多年。

对于这些陶、甲刻画符号的性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1）把它们视为早期汉字，这是从其与商周甲金文形体的相同或相似来论定的，如陕西关中地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长安五楼、合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于省吾先生不仅认为是原始汉字，还直接把它们与商周古文字相比附作考释，释为五，十为七, 为示, 为矛, 为艹, 为阜。

（2）不视为文字，只视为对汉字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认为其一般是孤立地刻画在陶器、甲骨上的，未联缀成文，故只能断定其

有形义，是记事符号，而难于认定其已与语言结合，记录语言，有固定的音义，因而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是危险的，其中一部分的形体与商周甲金文同形或形近，只能说明后世有些汉字的形体可能吸收、借鉴了部分原始刻画符号，而赋予了它们文字的音义。

（3）认为它们中有的是原始汉字，有的是记事符号。

考察各期陶甲符号，会发现不少有继承关系，起源时代极早，流布地域极广。如河南舞阳贾湖甲骨刻符曰（距今8000年左右）、青海乐都柳湾陶器刻符目（距今4300年左右）都与殷周甲骨文“户”字形近；

甘肃秦安大地湾陶器刻符“︱+↑↓”（距今7500年左右），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以后各时期各地都时有发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刻符“×”，在临潼姜寨、青岛赵村、杭州良渚、上海马桥、浙江下王冈、甘肃半山、马厂、乐都柳湾、偃师二里头、清江吴城、郑州二里岗、南关外、藳城台北、城子崖、甘肃辛店、永靖莲花台、安阳小屯等地都有出土。

并非所有出土的陶、甲刻画符号都是单独刻画于陶器、甲骨等上的，有些资料已有连缀在一起的符号集合体。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柄形石器上刻符，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符，陕西西安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龙山遗址出土的骨笄和肋骨上刻符，高邮龙虬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圈足上刻符，江苏太湖地区澄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上刻符，就是如此，很难说它们就不是文字。

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商代甲骨文的字形反映出的事实

表明在夏代初年已有初步的文字体系了。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字形象编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简册。由于简册是用以书写文字之物，因此可以相信，在殷革夏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商民族已经有了文字，并能用来记载民族的历史了。另外《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的《夏本纪》和《商本纪》中，对夏商两代的世系、年代、史事和历史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由王国维以来的历史学家对甲骨的研究，已经证明《商本纪》的世系除了个别地方由于讹误以外，与甲骨文反映的世系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相信《夏本纪》系谱的可靠性。如果没有比较原始的夏王朝谱牒，仅仅凭着口耳相传的材料，就能编造出如此精密明确的夏代帝王世系，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夏之先人也必然是有册有典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而有典册，就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那么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初期，至少可以作为汉字起源的下限。而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演变为记语素-音节字符，汉字由零散、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而成为一种文字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会很短暂，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鉴于上述三方面的事实，我们认为全盘肯定原始刻画陶、甲符号

是文字或者全盘否定原始刻画陶、甲符号是文字的看法都有偏颇而失之武断，虽然还需要等待地下有更多的出土数据来作进一步的证明，但不能排除它们中有的就是原始汉字的可能性。从已知连缀成文的陶甲符号多见于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推论，汉字的历史至少应该有五千年，这和仓颉造字传说提供的汉字起源年代的信息是相吻合的。

考察各期陶甲符号，会发现有的符号性强而图画性弱，有的图画性强而符号性弱，风格不同。据此有的学者推断“在古代的黄河流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划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这两种文字的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方。”把陵阳河、前寨、城子崖下文化层、二里冈、台西、吴城等地陶符划归图画文字系统，把半坡、莘野、五楼、北首岭、姜寨、二里头、马厂、柳湾等地的陶符划归指事文字系统。有的学者认为“华夏民族是中原地区各民族互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以商文字为标志的大体成熟的汉字，其来源应该是多元。其中以指事为特征的数字，也许来源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原始记事符号；而其中以象形会意为特征的汉字主体部分，可能在商民族祖先的少皞氏时代就已经以族徽的形式大量地出现了。在华夏族形成的过程中，随着东西方民族的融合，民族文化也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早期汉字。”

对于古代黄河流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的说法，我们认为是欠妥的。因为从原始刻画陶符的实际看，同出于一地者中就既有指事系统的也有象形系统的，例如被持此说者归于指事系统的姜

寨陶符中有，酷似商甲骨文“岳”字，为层峰叠出之形，不能强分为两种系统。我们不能忽视一种文字体系中字符由图画式的表意符号演变为符号化、线条化、简单化的字符有不平衡性，由于书写工具、材料、地域和时代的关系，演变的程度会有的强，有的弱。这一点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对比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例如“牛”、“止”、“车”三个字。因此我们说，不能以象形性的强弱来把原始陶符截然分成两种文字系统或两类汉字的来源。

我们赞同“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这种说法。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作为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族是由古羌人部落、蛮人部落、戎人部落、夷人部落以及越人部落共同融合而成的，那么夏族的文字符号，极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部族，这从原始刻画陶甲符号分布地域的广阔和形体的差异上都可以得到证明。另外作家李乔曾把半坡陶符跟彝族文字的偏旁部首比较，发现二者在书写和形状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就教于彝文专家时，一位不懂汉语的彝族老笔摩（大学者）对22个刻划符号竟能按彝文释读出音义，因此提出这些六千年前的符号，可能是古彝文。（参见19）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是我国川、滇、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从20世纪考古发掘出的亚洲人共祖元谋猿人可知，西北甘、青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这也似乎可以作为华夏族的文字符号吸取自不同部族的又一证明。

假设现在已经发现的原始刻画陶甲符号都是原始汉字的话，那么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原始汉字在构形上至少有如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