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浅论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摘要】鲁迅与沈从文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大师，在乡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开中国乡土小说之先河，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沈从文则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的新领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

最早使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是鲁迅，他在1935年所作的《小说二集·导言》中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其归纳起来指：乡土文学的作家多是远离乡土，先前有着乡土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他们怀着对记忆中故土的依恋，不断做着遥远而深沉的故乡梦。在现代文坛上，鲁迅也以自己的创作首开“乡土小说”的先河。《呐喊》、《彷徨》中的许多小说，像《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都被看作是最早的乡土小说。

在鲁迅创作精神的影响和“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20年代中期，一个充溢着乡土气息的“乡土文学”作家群体出现和形成了。这些年轻作家怀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以他们刚健、清新、质朴之气使创作境界耳目一新，又由于挟带着各地乡情民俗的记实

和描写，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就集中表现了湘西朴素的风情，他以平等的姿态，以“乡下人”的身份来描写湘西边地的生活、风俗、人情，谱写出一曲曲田园牧歌。

综观乡土文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现代乡土小说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流派：一是20年代盛行一时、与“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为人生”派，以实写乡土中国的苦痛、破败，和揭露疮痛、“引起疗救的注意”为目的；一是由沈从文、废名等开创的“田园牧歌”派，更注重文学自身的价值和对善与美的追求。鲁迅与沈从文正是这两个流派最有代表性的大师，他们也从许多方面反映了乡土文学的变化和发展。

一、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

鲁迅乡土文学的创作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与封建文化异质的新文化，最先是在发达的城市传播，而远离现代文明的农村，依旧保持着小农宗法的封建文化，在五四新文化的感召下，一批知识青年从闭塞的乡村走入都市，一方面他们即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开始以现代意识衡量周围的一切，包括以往的乡村社会和故乡生活。另一方面，由于理想与现实的背离，陷入了自己心理上的焦灼和痛苦之中，于是滋生出浓重的乡思和乡愁。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近代中国复兴之梦没有实现，反而受尽列强的凌辱。这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并归结于国民的劣根性，认识了国民劣根性麻痹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使他们安于奴而不觉，于是一大批远离自己的故乡来到大城市的农村或乡镇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回忆为题材创作了许多乡土题材的作品。

鲁迅的作品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写出中国农民的悲剧命运，批判他们的种种劣根性，拷问人物的灵魂，反思中国社会的改革。鲁迅的《祝福》开写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先河，抓住20世纪20年代左右旧中国农村现实生活的特点，解剖给读者的是低层劳动妇女祥林嫂被辱、被压迫、被剥削，最后致死的悲惨场面。小说的艺术描写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对中国乡土小说有其示范性的贡献。

“五四运动”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相继传入中国，中国社会也开始缓慢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文化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融合和转型。一大批青年作家为寻找现代文明从乡村涌入大都市，背负着丰厚的乡村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接受了都市文化的熏陶，导致他们以觉醒者的眼光去反观乡村文化。

沈从文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接受了“五四”启蒙思想，一方面，他以“乡下人”的眼光，观察到了现代都市文明的负面与病态，使他成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者，一方面以湘西本土的乡民风、人事人情为题材，提炼诗情，展示与都市社会迥逸异的人生图景。在他的代表作《边城》中，我们看到了一

个理想化了的湘西，尽管在温暖、柔情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性，但他毕竟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宁静自足的理想世界，沈从文通过对翠翠、老船夫等健康人性的展示，对人性“善”的颂扬，把读者带入了理想的“美”，以达到通过爱与美改造社会、重塑人性的理想。

二、对乡村文化的态度的不同

严家炎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现代乡土小说就源于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渗透。一方面，深受人性解放、为人生等文学思潮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家们，把同情心和注意里投向乡土，期待以自己的现代意识，影响苦难愚昧的乡村，在情绪上表现为对乡村文化的一种反叛。另一方面，异样的都市文化又造成了他们的不适，两种文化对抗所造成的矛盾，有时反倒使作家们疏离身边的现实生活，在心理上更加眷恋过去的故乡生活。正是这种对故乡的恨与爱，对故乡的反叛与眷恋，构成了乡土小说中两种不同的视角，鲁迅和沈从文则是他们的代表。

鲁迅是抱着启蒙主义和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态度做小说，故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对国民性批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文化批判色彩，这表现在鲁迅把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结合起来。而鲁迅对传统文化、黑暗现实的批判与消解主要体现在他对“国民性”即“奴性”的书写上。《阿q正传》是鲁迅对病态国

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鲁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轻自贱、奴性意识十足的病态扭曲的灵魂，从而使阿q的一生成为国人的人生，阿q性格也成为现代国人的灵魂。阿q是可笑的，是可悲的，更是可怜的，他的“丑”活脱脱地表现出了被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挤压扭曲变形了的国人的灵魂，为国人的自我反省提供了一面宝贵的镜子。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但由于沈从文着眼于抽象“观念”的变革，他所提出的是与鲁迅不同时代风貌的另一种思想。沈从文看到了鲁迅笔下的农村的境况，同时他也在思考如何改变，只是他的眼光放回到了过去，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值得珍惜和保留的东西来重塑民族精神。《边城》中不仅有集自然美、人性美与人情美于一身的爱与美化身的翠翠，更有着体现中华民族以诚待人、重义轻利、古道热肠传统美德的摆渡老人、船总顺顺，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自然与人和睦相处的社会，寄托了作者重造民族精神的理想。我们从翠翠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发自人心底的“爱”之美，而且有着一种人人相爱、人人互重的“善”之美。这种美正是作者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美好人性的范式，一面宝贵的国人自我借鉴与提高的人性爱与美的镜子。

总体说来，鲁迅为了使民族新我更好的认识民族旧我，因而大力批判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以唤醒民众；沈从文为了重塑民族精神，因而大力表现民族文化的优根性，以唤起人们的“自尊心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