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学生：王瑶作者余英时先生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二位先生，熟知世界历史。以中国古代的士阶级为入手点，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士与当今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士阶级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联以及中西方知识分子在自我使命之间的差异，进一步阐述士这个特殊的历史阶级在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品味这个阶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的独特的个性魅力。

本书中作者并没有直接论述观点，而是以当时历史文献为依据，用当时的历史情境还原给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作者抓住了士的两个特点。一、与西方对比，士把“道”当做自己的独特使命，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超越个人而对社会的发展有推动的意义。二、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阶级士的不同发展历程。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自己通过史料品味和感受，

以史为鉴，更启迪当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治世风骨和入世情怀。

《士与中国文化》以朝代为叙事线索。首先，追溯士的起源，早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游士，但是当时的士与庶人之间的界限还不明显。之后，在战国时期，经过激烈的战事，游士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到秦统一前后，士逐渐被统治阶级转换吸收，成为最低级的统治阶级。到汉代，士又被统治者任命为循吏，旨在教化人民。士与统治者的关系逐渐加深，西汉末期王莽夺政，主要的支持者就是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但是王莽改革触动了士阶级的利益，导致其失败。从中可以看出经过两个王朝的发展，士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到魏晋时期，由于统治黑暗，报国无望，许多知识分子都归隐山林，佯狂而抨世，传承着初秋时期的俳优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到宋代士大夫更多的参与到了政治生活中，一直到明清王朝灭亡，士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面我主要以魏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士的表现以及社会礼教的变化，表达我对士的看法。

在东汉末期王莽夺政靠的就是当时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士已经从春秋的游士，转变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群体。王莽依靠士的力量篡位，又因为改革触动士的利益而失败。由此可见，士这个阶级当时已经可以影响甚至主导社会发展。魏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在统治黑暗，报国无望的环境下，从“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独立性转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他们在理想中寻求希望的解脱，而漠视现实的悲凉。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他们终日醉酒山林，佯狂而感人生之悲。这一点正是继承了春秋时俳优等的“狂”，以佯狂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士从形成就由于高度的政治独立性和松散的社会组织，他们“以道抗势”，争取与统治者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君臣关系。他们怀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崇尚无为而治，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他们不甘于同流合污而归隐山林。说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执着。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

虽然这个时期的士人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是在文化以及对旧的伦理道德却有很强的冲击。例如“魏明帝景初元年（二三七）公孙渊叛魏自立为燕王，令官属郭昕、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上书明帝，表示他们只向公孙一家效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臣等闻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生圭窦之中，无大援于魏，世隶于魏，世隶于公孙氏，报生与赐，在于死力。（《三国志》卷八《公孙度传》注引《魏书》）

这里“无大援于魏”是一句客气话，其实便是要说明他们仅与公孙氏有君臣关系，和魏

氏则无君臣之谊。这份文件尽管是由公孙度授意而写的，但是其中所引“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的话显然是当时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思想。由此可见汉代大一统政权下所建立起来的普遍性的君臣观念（周代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已逐渐为私家的君臣之义所代替了。在这种风气之下，有些人就可以像清处黄宗羲那样对“君”或“天子”的“职分”发生根本的怀疑。”

在诗词上，他们运用比兴，象征，寄托等手法，表现了自我精神追求，统治者的不满，为后世留下许多不朽名篇。同时讽刺虚伪的立法，对当时的封建礼教有很大的冲击。他们醉酒山林，以丝竹为乐，嵇康也在此时创造了《广陵散》传唱天地，否定了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的制度。同时冲击了封建礼教，极大地解放人民思想。

‘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摘自百度百科）。对世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纵不能改变但依旧我心如初，这才是中国古代的士给予我们可贵的精神，也启迪后世学者不做违心之论不发罔悖之言，对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