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

赣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
林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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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曾经程度不同地成为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支柱,直至科学昌明的今天,它仍然对许多民族的心理、文化乃至政治、外交以深刻的影响。

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与其母体一脉相承，但特殊的境遇，又使客家人的宗教信仰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本文拟对赣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包括其概况、特点、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期待学界同仁的指正，并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客家人宗教信仰问题的足够重视。

一
魏晋以来迄近代，流传到赣南客家地区的宗教有多种，其中，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当推佛、道二教。

它们传入赣南垂两千年，流传广泛，信徒众多，对赣南客家人的民俗、文化道德风尚、精神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赣南客家人信奉的主要宗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东汉后期，张陵倡导五斗米教于四川鹤鸣山，为道教创立的标志。

此后一、两千年，道教逐渐传播、蔓延于大江南北，成为势跨全国、影响广泛的大宗教，与儒、佛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赣南很早就留下了道教活动的痕迹，西晋时期，五斗米教曾在赣南活动；稍后，东晋炼丹家和道学理论家葛洪来到赣南，在平固（即今兴国县）结庐修道。

据同治《赣州府志》记载：“葛洪、它稚川，丹阳句容人，究览典籍，好神仙导引之法，尝过平固，见山水灵秀，结庐其地，凿池洗药，留诗曰：‘阴洞泠泠，风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长荣’”。

他还到大余仙人岭“遗丹液，产仙茅”，进行炼丹活动。

作为道教一代大家的葛洪，在晋代就来到赣南从事道教活动。

对该地区道教的传播，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到了唐代，由于最高统治者推崇道教，道教势力发展迅速。

在赣南活动的道士见于史载的，自唐代以后明显增多，赣南本土，也开始出现一些名道士乃至“大真人”。

他们之中，有的甚至名扬于京师，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

例如，北宋王守中（上犹人），在玉仙观修炼，因“道行超卓”，受到了宋仁宗的亲自召见，并为之手书“万年观”新观额。

刘渊然（赣县人）师承净明派第五代嗣师赵宜真于于都紫阳观，学而有成，于明初为明太祖召至京师，见于便殿，赐号“高道”，明仁宗时，更封为“长春真人”，领道教事，赐二品银章，恩宠至极。

后被净明派尊为第六代嗣师，执当时全国道教之牛耳。

此外，如刘继先、徐继先、王齐祥、彭雷岩、邵以正、喻道纯等等，都堪称为一代高道。

名道士的迭出屡现，促进了道教在赣南的传播。

为适应道士修行、道教活动及信徒崇拜的需要，一座座道观建立了起来。

早在晋代，赣南就建起了道观。

现知赣南最早建立的道观，是兴国的治平观（建于晋太康元年）。

到了唐代，道观数量剧增，有唐一代，赣南建立的道观，仅有文献可考的就有20多座。

至明清，道观的建立更呈兴盛之势。

据清道光四年的统计，当时仅宁都一地，就有道观63座。

其中大多为明、清时所建，道教的观宫院庙遍布于赣南各地。

至解放初期，赣南保存下来的道观仍有数十座。

道教在赣南客家地区的发展，与道士所从事的种种活动有密切关系，道士的活动，举其大者有下列各项。

一是修炼，即通过修心养性，内丹气功以求归本还原，得道成仙。

这项活动，尤为全真派道士所重视。

所谓“得道成仙”，始终为水中捞月，而通过道家气功锻炼以获得高寿，却有较大的可能性。

例如，刘渊然，浦衣道者等道士，都是通过修炼而活了八，九十岁，这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的确使人感到迷惑并羡慕，加上道士有意编造散布一些有关“得道成仙”的故事，就更增添了道教的神秘感与吸引力。

二是祈雨。

据说，有的道士能在久旱之
时显示其“呼风唤雨”的本领。

例如，刘渊然不仅修炼有方。

而且“颇能呼召风雷”，[1]“以善祈雨闻名”[2]。

玉虚观道士彭雷岩“以祈禳法显于元季，顷刻能致风雨”。

会昌道士谢天伦，“邑中旱涝、伦为祈求，辄响应”。

[3]道士祈雨而常灵验，其中自有花招或奥秘，这成为道教扩大其声势，争取信徒的重要方式。

三是禳灾祈福，道士通过做玉皇会、老君会、中元会、九皇会、太平熙令等形式，为信教群众消灾赦罪，祈求福祉；平时，也不定期地为有这方面要求的人诵经念咒，祛邪避祸。

四是超度亡灵，在死者家中设道场、做法事、声称可以使死者的灵魂得到解脱、升入天堂，并保家中老少平安。

道士的上述活动，使道教的影响渗透到民间，渗透到赣南客家人中的各个阶层。

据调查、道教在赣南客家人中，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有的人建房乃至杀猪都请来道士诵经避邪；有的人生病或遇到不顺利的事，也请道士来念咒画符；至于家中死了人，请道士做法事的，就更为常见。

佛教于公元前6—5世纪。

创自古代印度王子释迦牟尼，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两晋南北朝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在我国势力最大的宗教。

大约在魏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赣南，到了唐代、佛教开始在赣南形成气候。

唐中叶著名高僧道一禅师，即“马祖”，来到赣南大弘佛法，一时弟子云集，投其门下，计有139人，声势颇大，为禅宗的发展与佛教之传播于赣南，做出了双重贡献。

唐时，赣南各县基本上都建立了佛寺；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赣南客家人数的增多，信徒的增加，赣南的佛寺数量达到了颇为可观的程度。

在清朝道光年间，仅宁都一地，其佛教寺庵就多达300所左右，一个小小的村庄，往往就建有寺庵数座。

据1949年的统计，当时赣南共有佛教寺庵1245所，至今，保存较好或重修的仍有数百所，其中，宁都莲花山青莲寺、石城如日山普照寺、玉孟寺、赣州市海会禅寺，被列为江西省重点开放的十四所佛教寺院中的四所。

赣南佛寺的数量、佛教的势力，在于道教之上。

与佛教在赣南发展的盛况相应，长期以来，在赣南客家人中有着浓郁的佛教气氛，史称其“好佛信鬼”，殊为事实。

除遍布城乡的佛寺之外，许多人家中还供有释祖、阿弥陀佛、尤其是观音菩萨像。

每逢释迦牟尼诞生日（四月初八日）、出家日（二月八日）、成道日（腊月八日）、涅槃日（二月十五日）、观音诞生日（二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六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日（九月十九日），以及弥勒普贤、准提、文殊、大势至、地藏诸菩萨和药师佛、阿弥陀佛诞生日，佛寺一般都要举行纪念活动，男女信徒们纷纷来到佛寺烧香拜佛，捐款放生。

平时，也有不少人前往寺庙敬香，祈求佛祖和菩萨保佑，求福避祸。

若“亲死、延浮屠作佛事”。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则家家户户焚香烧纸钱纸衣、供列酒食以济家人之亡灵及神鬼。

在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中，一些才华横溢的文人也免不了受其感染，例如在著名的“易堂九子”中，魏礼与净土寺僧人关系甚密切，曾灿更是索性出家做了和尚。

苏东坡被贬途经赣州，也颇受这种气氛的影响，他出没于诸寺院，访僧问道，流连忘返。

此外，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约于明末传入赣南，基督教的传入赣南，更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的事。

19世纪70年代，寻邬人廖帝聘在寻邬创设了真空教。

但总的看来，这几种宗教传入赣南客家人地区的时间不长，且流传地域和影响皆有限。

远不能与佛、道二教相比。

二
赣南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支，其宗教信仰方面与整个汉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性具体表现在：在诸种宗教中，以佛、道二教历史最长、信徒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其中，佛道两教相比，佛教的势力与影响又大于道教；在佛、道两教的流传过程中，它们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又呈融合的趋势，据调查，在赣南，有的佛寺除祀佛与菩萨之外，还供奉老子，有的道观除祀三清、吕祖之外，复尊奉释祖、观音，乃至有的名为佛寺却居道士，号为道观而寓僧尼，至于百姓做法事，每每是僧道并请，同主道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融合的趋势；在佛、道诸
教的宗教仪式、节日活动等方面，赣南客家人与整个汉民族也大体上是相同的；此外，佛、道诸教之外的多神崇拜。

是汉民族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个特色，赣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也兼具这一特点，其崇拜的神祗似乎特别多，如城隍、土地、文昌、龙王、药王、江东王、东岳、赖公、火神、灶神、财神等等。

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神祠仙祠，到处都是。

除上述共同性之外；在宗教信仰方面，赣南客家人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寺观虽众，规模有限。

古往今来，我国有许多驰名遐迩的宗教建筑，如庐山东林寺、嵩山少林寺、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北京白云观、武当紫霄宫等等。

一般说来，它们占地宽阔、规模宏大、建筑豪华、功能齐全，体现出“名山大刹”的气派。

有的寺观还拥有大量田地，例如少林寺，曾长期拥有良田数千亩。

相形之下，赣南的寺观虽然星罗棋布，但一般规模都很小，建筑占地面积不大，结构也很简单，常常是山门之内，一殿堂而已。

四方仙佛、各路菩萨，济济一堂。

它们拥有的田地数量也非常有限，在这方面能敌少林寺十分之一的寺观也难找到。

例如，1936年南康寺观财产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时南康寺观有138所，其中约有一半无田产；拥有田地的寺观中，最多的也只有二、三十亩，少的仅有二、三亩。

寺观数量多。

说明佛道二教在赣南客家人中的影响程度深及覆盖面广。

寺观规模不大，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赣南贫穷，“自古无千金之家”，财力，对建筑规模是一个客观限制；二是与客家精神也有密切关系，赣南客民素有“崇尚俭朴”之风，他们“居不求华，服不求侈”，“宫室服器多从质素”，它体现在宗教建筑上即为：能满足一种精神需要就行，不追求建筑的豪华气派，相应，寺观规模不大，田产也无须多。

第二，信徒虽众，出家者少。

客家人千里跋涉，来到赣南，古来赣南是土地贫瘠，虫兽出没的丘陵山区。

在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前，在官府的压榨下，客家人一面辛勤地开拓，同时，在其意识或潜意识中，也有一种得到超自然的神灵庇佑的期望，这种客观的现实与期望，就成为宗教在赣南盛行、赣南客家人“好佛”“喜道”信徒众多的基本原因。

但是，尽管信徒众多，在赣南客家人中，出家者还是很少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地出现过出家僧徒众多的情况，例如，梁武帝时，仅建康城就有寺院5百多所，出家僧尼十余万；北魏时期，寺院高达3万所，出家僧尼逾200万，造成所谓“僧尼半天下”的局面，以致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

在赣南客家人中，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其弃家举教者历来不多。

据1949年的调查统计，赣南有寺院1245座，出家僧尼1448人，平均每座寺院仅约1人，出家僧尼总数不到当时全区总人口的二千分之一，出家当道士的人数就更少了。

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客家人素有奋发开创、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虽有程度不同的信仰宗教的一面，但又不甘消极颓废，完全逃离现实、沦于尘外。

尤其在历史上，赣南曾长期处于地旷人少的状况，赣南客民肩负着艰巨的山区开发重任，大量的人抛妻离子，僻居青灯古佛旁，就显得更不现实。

而且，自古出家者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迫于生计，无路可走而遁入空门的。

相比之下，赣南虽土地贫瘠，但山水等资源还算丰富，兼之人口稀少，故自古虽无“千家之家”，亦罕“冻饿之人”，所以，出家者历来不多。

第三，宗教方面讲求实用。

客家人素有务实、讲求实用的传统。

赣南客家人重视发扬这一传统，史称之“耻虚务实”、每有造作，“适用而已”。

在宗教信仰方面，赣南客家人也体现出这种讲求实用的精神，除宗教建筑规模不大，简单、实用之外，其宗教活动，一般也不会搞得太铺张；在对宗教教派的选择上，一般选择简明易行的教派。

例如，佛教有禅、密、显、律、天台、净土等诸多宗派，其中，以净土宗最为简单易行，据说只要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并遵照一定的戒规即可成佛，超脱生死轮回。

因而，赣南客家人中的佛教信徒中，许多人信奉的就是这种宗教。

到寺观敬神，形式也很简单，往往是烧几柱香，磕几下头，就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赣南客家人的特殊境遇及其客家精神与汉民族宗教习俗的结合，就形成了颇具特
色的赣南客家宗教。

三
赣南客家人浓厚的宗教信仰。

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消极影响之一：鸦片效应。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4]。

吸食了这种鸦片，人们精神上昏昏沉沉、浑浑噩噩，思想上易导致迷信——宗教虽然不等于迷信，但两者确有一些相通之处，并无天然之鸿沟。

有的人因笃信宗教，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或消极待世的思想、认命的思想，寄望于来世的思想；这样，积极处世的信心、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意志却因此遭到削弱，甚至于“病无医药，专事祈禳”，[5]以宗教迷信手段来代替对于疾病的医治，直接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甚至在现代，仍有这方面的悲剧发生，例如1978年，定南迳脑公社农民钟友添，在误吞鸡骨后，不去卫生院进行治疗，却迷信神汉道士的所谓“九龙探海术”，将筷子断为九节，再以所谓“符水”冲服，结果造成胃穿孔而死。

[6]
消极影响之二；耗费钱财。

敬神、迎神、打醮、做道场、神佛诞日纪念活动等等宗教活动，都要花费不少钱物，至于遍设赣南客家地区的宗教建筑，其耗费就更大了。

根据地方志记载，赣州府建江东庙，花费“白金七镒有奇”，长宁县建关帝庙，耗“银三百六十七两有零”，于都慧门院塔，“其费以万计”……。

当然，这些单项建筑的费用，比起其他地区的某些大型宗教建筑的费用来，仍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赣南众多的宗教建筑，其耗费之和，却是一笔惊人的数目。

加上赣南长期贫穷，这些耗费对于赣南客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对于赣南经济发展的不良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消极影响之三：滋长劣风。

寺庙宫观，由于常有香客施主捐款济物，生活一般不成问题，但这种优越条件，有时也会成为滋长好逸恶劳之风的温床。

在出家僧道中，既有诚心修行者，也不免会混进少数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投奔佛道之门，不求正果，惟求清闲舒适，不劳而食，乃至坐吃山空、败坏产业。

例如，于都福田寺是历史上的江西名寺，五代时高僧吴僧伽辛勤开垦，在寺周围辟田若干亩，可是，在他死后，“迩岁，其徒？惰弗自立，于是悉贱售之人。

”更有甚者，有的人竟利用宗教活动来敲诈钱财，他们“每年以赛会敬神为名，敛积巨资。

”“赣俗喜演戏谢神，无赖棍徒籍此敛钱图利。

”[7]据调查，直至今天，赣南仍有极少数这样的人，他们非僧亦非道，却占据寺庙，从不劳动，仅依靠信徒们烧香拜神，赠款济物而富了起来。

这是一种变相的敲榨剥削，此风殊为恶劣。

不可否认，赣南客家人对于宗教的长期信仰，客观上也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

首先，在铸就赣南客家人乐善好施的优良道德品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提倡善行善举，时时行善，处处行善，以积“阴功”。

道教也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8]主张“恒生善心”、“行诸善”乃至“损己济物”。

[9]佛、道关于“善”的观念，长期以来，给予笃信宗教的赣南客家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赣南客家人善良质朴、乐于助人、修桥补路、建亭施茶，相沿为习，这与其宗教信仰有着一定的关系。

诸多方志对此都有明确记载，兹举新编《石城县志》（1989年版）为例。

据该志记载，“石城古来民风淳朴，且佛教盛行，故乐善好施是为传统，凡公益之举，有首士倡仪，从者呼应，捐资出力，多方乐助，所以历来桥、渡亭、路均多由民间募资建造……。

”仅石城的桥一项，明代以来，由个人行善出资建造的就有数十座，赣南其他县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其次，在植树造林和护林方面起了好的作用。

佛、道提倡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并且为达到良好的修炼效果，也需要幽雅宁静的环境，所以，二教皆重视植树造林和保护树木，故凡有佛寺、道观之处，大多绿树成荫，郁郁葱葱，在美化环境、水土保持方面功效显著。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赣南的森林资源是保护得比较好的，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这与赣南客家人的宗教风水观念也不无关系。

第三，在文化方面的价值。

赣南的一些宗教建筑、佛象，是我国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至今，赣南仍保存有一些
很有价值的宗教建筑。

例如，信丰大圣塔“相传吴大帝赤乌年造，高九级，每级中间一小级，俨然十八级”，[10]建筑雄伟壮丽，有“江南第一塔”之美誉。

又如赣州舍利塔（或称慈云塔），用青砖砌成塔身平面作六角形，凡九级，塔身各层平座里面，均成一暗层，设有佛龛，原来还有木构出檐四廊，后焚于火，整个塔身结构平衡，稳重端庄，建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距今已九百多年，虽久经风雷雨仍屹立无恙，反映出赣南客家人高超的建筑技艺，1957年，它被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列为全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更为突出的是，赣州城西二十华里的通天岩，堪称我省宗教艺术的宝窟。

那里有我省最大的石龛造象群，共有石龛279座，另有石刻佛像348尊，大多为北宋作品，也有少数唐朝作品，这其中许多佛像造型逼真，栩栩如生，体态飘逸，刀法柔和细腻，达到了较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它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年四季，吸引着大批游客。

在历史上赣南客家人的宗教建筑，深受一些来赣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赏识，观赏之余，他们往往挥毫作诗赋，以抒感受，其中，不少是为人们所喜爱的优秀文学作品。

例如，江西诗派之祖黄庭坚的《慈云寺》、苏东坡的《崇庆禅院经藏记》、《天竺寺诗》并序、《景德寺荣师湛然堂诗》、文天祥《马祖岩寺诗》、解缙《重建寿量寺记略》、《上坛观诗》、《重修福田明觉寺生佛道场碑》等等。

明儒王守仁到赣南曾亲游通天岩，并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诗曰：“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他在宣扬唯心论哲学的同时，观赏通天岩的宗教艺术品，感受着赣南客家人的宗教气氛，随口吟出了这首颇具禅趣的律诗。

此外，有关宗教的种种传说，丰富了赣南客家人的想象，有的宗教音乐，也给人以一种美的艺术享受；伴随着一些宗教节日的各种戏剧，又丰富了赣南客家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综上可知，赣南客家人有着较浓的宗教意识，其宗教信仰与汉族大致相同，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其宗教信仰的后果，有严重的消极面，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和价值，对此，我们应作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1]《明史·刘渊然传》
[2]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3]同治《赣州府志》
[4]《墨格尔法哲学批判》、《马恩选集》第1卷第2页
[5]同治《南安府志》
[6]《道德经》
[7]同治《赣州府志》
[8]《道德经》
[9]《初真戒》
[10]同治《赣州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