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剖析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剖析

黄晖

Résumé :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chez Foucault est devenue une méthodologie dont nous essayons à étudier la stratégie opérationnelle, à dégag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théoriques et à démontrer la corrélation avec sa généalogie.

关键词：知识考古学 话语 思想史 谱系学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对象多变，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考古学和谱系学两大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相应地把福柯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时期（1970年以前）和谱系学时期（1970年以后）。在考古学时期，福柯把人类文明史上的疯癫、疾病、诊所等文化现象置于考古学的视域之中，进行哲学思考。

一、话语分析：知识考古学的运作策略

从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1961）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到《知识考古学》（1969），虽然论述的问题不同，却无不贯串着考古学的方法，可见考古学在福柯前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知识考古学》一书与前此的著作有所不同，该书作为一本方法论的著作，是福柯结合先前的实践发展出来的一套方法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该书之前，福柯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分析策略或者研究方法。进一步说，考古学方法论是在进行具体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

福柯首先提及考古学一词是在《心理疾病与人格》（1954）一书中，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但在此时的研究中，福柯对该词并无明确的认识。直到撰写《疯癫与文明》时，福柯才不自觉地把考古学确立为一种思想史的方法。在该书中，他考察古典时期对疯癫与理性的看法，谈到疯癫与理性之间的对话已经中止，疯癫被迫沉默，他的目的是要再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福柯后来把这本书的写作称为一次神秘知识领域的试验。福柯逐渐意识到建立考古学方法的可行性，此后，他几乎所有著作的副标题大都冠以“考古学”一词。

福柯利用考古学分析，指出人文科学知识的产生受制于“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而话语构成是多样的、分化的。因此，他的任务就是要对各门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的探讨，发现它们在无意识中是如何受制于话语规则的，考古学研究实际上就是话语分析。“话语”一词源于语言学，原意是指“比单个句子更长的一个语言序列，交谈、对话、讲述和论证都被视为话语的形式。”①福柯所理解的“话语”主要是探讨各种知识领域的话语。福柯指出，一种学术领域其实是一群话语的组合，但是学术话语并没有组织严明的知识结

①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构，而是一批陈述（statements）的离散体系。这些陈述不一定指涉相同的对象，也没有相同的主题。换句话说，这些陈述并没有统一性，它们的对象、类型、观念和主题均不一致，只是因某种机缘而加入这一学术话语中。然而这些陈述并非毫不相干，它们之间仍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传统上所说的学术整体性或结构，而是一种松散的组合。福柯认为我们应该去研究这些离散陈述的相依、相斥的方式及其变化交替的过程，最终找出各陈述出现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一项学术，这样的研究取向才是考古学的方向。因而，福柯赋予“话语”一词相当宽泛的意义，话语是用以表征的工具，某一事物被纳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就是进入了知识领域，当然也就在语言中得以陈述成为话题，从而进入话语领域，但是其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机制，这些机制的运作才真正使得事物被言说出来。

我们注意到，福柯对话语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在福柯最初的著作中并不像后来那样只关注话语实践，而是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并重。《心理疾病与人格》、《疯癫与文明》两书在一定程度上主张话语实践依赖于社会制度，而《临床医学的诞生》则探讨了医学话语与医学实践的共同结构。但在随后的作品中，他逐渐往纯话语分析靠拢，明显地打算纯化自己的研究方法。德雷福斯和拉比诺在他们合著的《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中这样写道：“不是去寻找容纳和维系社会、政治制度和话语实践的整个领域的代码，他(福柯)完全可以把他的考古学方法限于一个更为可能的尝试，即力图发现单纯支配话语的结构规则。”①福柯在这一阶段仅仅是进行静态的描述。在《知识考古学》、《词与物》两书中，福柯抑制了对社会制度的兴趣，几乎完全专注于话语，即话语的自律和话语的非连续转换。福柯发展了他在“医学视角”范围内的考古论述，并把它运用到人文科学领域，以至他明确地把《词与物》称之为《人文科学考古学》。

二、知识考古学的理论特征

根据福柯的分析，历史学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两大模式：传统历史分析关注的是事件间的关联、因果关系、总体意义，属于“历时性”分析；与之相反，考古学所关注的是如何将历史的各个层面间进行区分、各个层面间的分期原则，偏重作“共时性”分析，福柯称之为历史学的新趋向。福柯的考古学在与传统历史学的相互对比中显示出如下理论特征：

1、知识考古学的关键概念是“非连续性”。传统历史学家或者思想家拒绝接受“差异”和“他者”，使得非连续理论一直未能形成。福柯认为，正是连续性保证了主体的中心地位，“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②这种主体有朝一日将恢复对差异的支配，将历史分析变成关于连续的论述，把人的意识当作是一切历史发展和一切行为的主体根源，这是同一思想体系的两个方面，时间在这一体系里被设想为整体化的形式。

2、知识考古学强调非连续性导致对主体中心的消解。福柯接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认为新历史方法论的转变并不是最近开始的，可溯源至马克思，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导致对主体中心的摒弃。接着是尼采，正是尼采的谱系学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对主体的摒弃。福柯正是借助于尼采来对抗存在现象学的主体中心论，转向对认知意志的关注，否定客观真理，反对理性主体。旧历史领域拒绝一切“去中心”的努力，坚守传统这一堡垒，使之成为人类中心论思想的最后栖息之所。然而，福柯认为这种努力并非完全有效，他写道：“这座古老的城堡却被历史学家们长期弃置一旁，他们离开城堡，另辟蹊径；人们甚至发现即便是马克思或者尼采也不能保证人们保持托付给他们的护卫作

①Dreyfus, H. L.＆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 16.

②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