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文艺理论思想范式的审美表征

论曹植文艺理论思想范式的审美表征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三国时魏人。自幼聪慧、耽爱诗赋、擅长诗文且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审美观照。故此一生胸怀天下、雄才大略、忠爱君父、忧国忧民、“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且早年就抒发了“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的生命夙愿。可以说，曹植现存诗文尤以五言体抒情诗占绝大多数的篇幅，彰显着“雅好”、“悲凉”、“慷慨”的审美追求。

一、曹植文艺理论思想的历史文化蕴涵

东汉社会末年，天下动乱、王纲松动、江湖龙跃、群雄争霸，儒家文化业已退出统治思想的历史舞台，士大夫阶层希冀冲破礼教的束缚羁绊，而在寻觅新的精神性灵归宿时，礼教压抑下的人性本真自觉抬头，文人墨客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以及自己与他人的感情交汇。为此，以“情”换“志”似乎成为最时尚的生命灵动。于是，“情”自然弥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超现实等诸多生命苑囿。观乎建安文学领域，表现爱情、亲情、友情的作品生动灵现、风起云涌、盎然勃兴，华夏诗歌也正是在此时完成了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演变。

史载曹植十岁即能成文，今存诗赋、论说、诔赞、书表、章启共百余篇，以诗赋为主。其赋大体是咏物抒情的小赋，以六言、七言为诗体大宗，语句整齐而押韵。至于诗即有四言、五言、六言、杂言各体，而以乐府体五言歌诗为抒写特长。然其五言歌诗上承汉乐府之体制与精神，变其质朴、陈事为夸饰、华采，而不失其哀乐之真性情。自制的抒情小诗却体制风韵且趋近于新体诗。钟嵘《诗品》评曰：“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鲁迅评价：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是结束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旧时代，而曹植却是开辟了一个文艺理论的新时代。他以五言诗话、曲赋美文带来了建安文学的生命勃发气象。可以说，曹植的确是建安文学时代造诣最佳的杰出人物，他在诗歌、散文、辞赋等诸多文学苑囿皆有所涉猎。其关于文艺理论

探究的艺术哲学思辨虽说未成诸如曹丕《典沦·论文》一番的集册阐释，然却更别具机杼、生动全面、独树韵致地散见于诗词、散文、赋、曲等作品门类，刘勰曾誉之“群才之英”。

曹植《前录自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即言“慷慨”乃直抒胸臆、意气激荡之寓意。然曹植在诗文创作中十分尊崇慷慨悲凉、忧伤凄苦的生命情愫。譬如说，《杂诗一》云：“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赠白马王彪》云：“孤兽走索群，衔革不遑食。”《赠徐干》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诗人借“悲”、“凉”、“孤”、“寂”等意象字眼，使自然景物于自觉或不自觉间捎带上了人的主观感情基调，借以抒发自己感时伤世、怀才不遇、寄情梦幻的生命情怀。《广弘明集》记载：曹植在前途渺茫、百无聊赖、凄凉孤寂的生活基调中“留连嗟玩”佛经，讽诵梵文，又仿照“梵音”来讽诵汉语辞章，“遂制转读七声，升降曲为之响”。然却启发了魏晋人对汉语声、韵、调的汉语的音乐美的研究，推进了诗歌艺术的进一步成熟。此后，汉语的“宫商”、“平仄”的调配就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并为格诗律赋的形成开辟了广袤深厚的生命艺术旨归。

曹操(建安18年)被封为“魏公”，建立“魏国”，即以邺城为“魏都”。曹植随父归省故乡，漫游谯(今安徽毫州之东园)地。曹操有意栽培让其留守邺都。时邺都聚集了徐干、陈琳、阮璃、应埸、王粲、刘桢、吴质、丁仪、丁翼、杨修、邯郸淳等大批才士，歌舞达旦，唱诗应和，文采风流，蔚为一时之盛。曹植少时意气风发、神采飞扬、诗赋洋溢、“负才凌物”，奏响了诗人生命情愫抒发生涯的绚丽华章。《魏志·王粲传·注》赞日：“科头拍坦，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又“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仪之势”。似乎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是无所不知又盖乎全能，一时“坐席默然，无与抗者”。由此，曹植前朝的诗歌洋溢着乐观、浪漫、传奇的情调，充溢着激荡、刚健、雄伟的特色，张扬着粗犷、阳刚、雄奇的美感，即所谓“骨气奇高”。像曹植的笔下尝每每

书写保国安邦、少壮刚烈、济贫扶弱、英俊潇洒、武艺高强、风流倜傥的传奇式的少侠英雄形象。诸如《白马篇》中的“游侠儿”即少小离家、扬声边陲、骑射超人、勇猛无敌。“游侠儿”可谓是曹子建梦想建功立业的人物形象体认，是诗人理想的寄托、豪情的抒发、生命的洋溢，所谓“辞寄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篇中所示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或“言人当立功报国，不可贪念私也”。王瑶先生评说：我国的五言诗发展的主流便是从“主志”到“缘情”，而建安时代正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段。诗人置身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以及“田野空，朝野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的特定历史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厚重深沉的忧患意识无形中加以萌发，即所谓“捐躯赴国难，甘心赴国忧”的壮志豪情跃然笔端。为此，曹植诗歌中的生命意象大多急骤紧密、扣人心弦、振聋发聩、刚烈四溢，以增强诗文的节奏、力度和容量。像《名都篇》吟日：“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又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首接飞鸢。”颂之令人目不暇接而又回味无穷。

建安时期，所谓“建不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业已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毛诗序》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曹植犹如大多数建安诗人一般，皆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刻折磨着诗人敏感脆弱的破碎心灵。概因曹植早年潇洒多才、风流俊赏、胸怀壮志而深受曹操喜欢爱重，认为“最可定大事”，曾几次考虑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其秉性“拙诚”、“任性而行”、“不自雕砺”的诗人气质，最终导致在争夺太子继承权的政治斗争中败给了善于权变的曹丕。故而自嘲身为“圈牢之养物”而“每四节之会，决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于展”，过着“连遇不瘠土，衣食不继”和“诀然守空，饥寒备尝”的艰辛生活。因此，诗人始终感伤着生活在“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的“汲汲无欢”的忧愤郁闷的生命环境。曹植《野田黄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