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语用学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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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况新华(1953-),教授,研究方向:语用学、外语教学;谢华(1969-),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
收稿日期:2002-01-13(修改稿)
2002年第6期
总第159期外语与外语教学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002,№6Serial №159
国内语用学研究概述
况新华 谢 华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江西南昌 330034)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的语用学研究,在我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内学者在跨文化交际研究、英汉对比研究、语境和语用意义研究、语用翻译研究和语用学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1世纪,我国语用学研究应该在加强对外交流的同时,走汉语研究与外语研究相结合之路,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语用学流派。
关键词:语用学;中国语用学研究;语用法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ses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cholars in pragmatics studies ,including the fields of cross 2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ontext and pragmatic meaning ,pragmatic trans 2lation and pragmatic theory.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rm new schools of our own by combining 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 with Chinese.
K ey words :pragmatics ,the study of pragmatics in China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2)06-0006-03
一、引言源于哲学和逻辑学的语用学,最早由美国逻辑学家Charles W.Morris 在其《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研究“符号与有生命的方面,即研究符号作用下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理和社会现象”。
[1](Morris 1971,14-74)语用学作为语言学学科分相之一而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有三大标志:一是1979年《语用学杂志》
(Journal of Pragmatics )创刊;二是1983年第一部语用教科书(S.C.Levinson :Pragmatics )的面世;三是1986年国
际语用学会成立。国外语用学有两大流派:英美学派的微观语用学和欧洲大陆学派的宏观语用学。研究方向呈现纷繁驳杂的景象,主要有语用语言学、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和发展语用学及跨文化语用学。就语用学研究对象而言,大致出现了三大主要趋势,一是认为语用学研究说话者意义(speaker meaning ),如G.Leech (1983),强调发出信息的话语生成者,二是主张语用学应研究话语理解(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如D.Sper 2ber &D.Wilson (1986),D.Blakemore (1992),他们从认知角度出发,解释心理认知因素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主要强调信息的接受者。三是主张语用学应同时研究说话者与受话者,如S.Davis (1991)等认为语用学应研究人们如何运用和理解语言,以及在理解运用语言时心理存在的认知问题。我们把语用学看成语言与文化交际中的认知科学与社
会科学,语用学归根结蒂是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它既是“理解语言使用语言的学问”,也是“研究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2]。大致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1)指称(deixis );(2)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3)预设(presupposition );
(4)言语行为(speech acts );(5)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 2ysis )以及微观上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礼貌原则(polite principle ),都与会话含义和言语行为理论密切相关
联。二、语用学的引进与传播
最早向国内学者全面介绍语用学的是北京大学的胡壮
麟教授,他在《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期)以《语用学》为
题,从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各个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规则等四个方面介绍语用学。行文特点:一是最早明确语用学是一门新学科,二是涉及各流派较为周全。继胡老之后,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钱兆明(1981)、倪波(1982)、黄宏煦(1982)、程雨民(1983)、刘保山(1983)、何兆熊(1983)、黄次栋(1984)、廖秋忠(1985、1986)、花永年(1986)、金定元(1986)、陈平(1987)、刘润清(1987)、胡文仲
(1988)、
沈家煊(1988)、邓旭东(1988)、段开成(1988)、戚雨村(1988)、王宗炎(1988)等分别就语用学某一或几方面课题进行了评价,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语用学的引进与介绍。90
年代以钱冠连(1990、1991)、杨自俭(1990)、顾曰国(1990、1992)、张亚非(1992)、曲卫国(1993)、赵世开(1993)、徐盛桓(1993a、1993b、1994、1995)、何自然(1995、1996)、范文芳(1995)为代表,比较迅捷地将国外语用学的最新动态介绍给国内读者,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语用学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的评述。
最快捷的引进方式是翻译原著。何自然(1983)译了英国语言学家L.Loveday的论文《语用学与外语教学》,介绍前提的语用意义和间接言语行为。沈家煊译了瑞典Alwood的《语用学概观》,涉及语用学的历史与定义、语用学论题和当前语用学的实际用途。随后有王志(1986)译的意大利的V. Volterra和F.Antinucci合写的《儿童语言中的否定句:语用学的研究》、常宝儒(1987)译述的前苏联B.З.ЛемьЯков的《言语行为理论:对各流派和倾向的概述》、袁义(1987)译的美国Deboran Tannen的《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学》、赵斌(1988)译的C.F.Feldman《“旧”语用学与“新”语用学:对一场革命的反思》、钱敏汝(1988)译的《范・戴依克的话语宏观结构论》、许国璋摘译奥斯汀的《论言有所为》(《语言学译丛》,1989第1辑),文章涉及指示、预设和会话结构等问题。
在语用学的引进与研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何自然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何兆熊教授成为中流柢柱。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8)、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成为外语界最具影响的教科书与参考书。另外,河南大学的徐盛桓教授,以其提出的含意本体论在外语界独树一帜。“徐氏的含意本体论是关于含义的本原本性问题的探索,旨在从语言同现实之间的关系上洞察含意的本质,进而为这一学科的开发和应用奠定了可靠的基础。”[3]
三、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1.外语教学与语用学研究。研究者从外语交际过程中的语用失误入手,着重阐述外语语用法的特点,指出汉语与外语语用法的差异,对提高中国学生外语的语用能力很有帮助。如何自然(1984)、何自然与阎庄(1986)、黄次栋(1984)。另一个与教学相关的是翻译的语用对比研究,如何自然(1988a)、张亚非(1987)探讨了翻译中的语用等值问题,黄家修、谢宝瑜(1990)、黄金棋(1988)探讨了译文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引进外语语用成分等。
无论是外语教学还是翻译都与中西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对与交际有关的语言文化差异的研究,胡文仲颇有建树。此外邓炎昌、刘润青(1991)、高一虹(1991)、何自然(1993)、王得杏也都把语用研究置于文化差异研究的大背景之下。研究表明,语言能力强的人语用能力未必强,由此引起外语教育对语言的文化因素的重视。
2.汉语语法与语用法的研究。国外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对我国汉语的研究尤其是汉语语法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范开泰1985年在《中国语文》首先发表《语用分
析说略》一文,阐述了语用分析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意义,“语用”作为句法、语义相关联的一部分纳入汉语语法研究范围。施关淦、范晓、胡裕村(1992)对此有激烈的讨论。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从1989年起设立“汉语运用的原则”课题组,运用国外语用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汉语语法和语用法,成果见《语用研究论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另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用语用原则对汉语语法中以往难以解释的现象作出系统合理的解释,如沈家煊(1987、1989、1992)。再者,语法是语用法约定俗成的结果,对语用法的“语法化”的过程也有所涉猎,如沈家煊(1993a)。从语用视角,对汉语语法中常见的省略和隐含现象加以考察的有程雨民(1990)、范开泰(1990)、施关淦(1994);用语用因素对汉语歧义句进行研究的有王建华(1987)。此外,沈家煊(1993a)、徐盛桓(1994)对汉语中的“语用否定”也有较全面的描述和探讨。
这方面的研究特点是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研究语用学和语法的关系,把语用学跟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一般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区分开来,纯粹结合汉语语法开展研究,一方面是拓宽了汉语语法研究范围,从对汉语语法事实描述上升到对语法事实的阐释,“语法化”把语法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是从汉语角度对建立在西方语言基础上的语用学理论加以验证、修正和补充。
3.语用学理论的研究。注重对一般语言规律的探究。国内在这方面力量较薄弱,基本上是对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论和补充。一是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下属各条会话准则提出不同的看法(如钱冠连,1986、1989)。“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出现后,徐盛桓(1993、1994)对这种语用推导机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含意本体论。二是对“礼貌原则”的探讨,顾曰国(1990)结合法语对Brown&Levinson(1987)提出的“礼貌原则”和“面子概念”作了重要修正,颇有影响。三是有关“言语行为”理论的讨论,顾曰国(1993、1994)提出言语行为不是说话人单方面的行为,而是与听说人有关的双方共同的行为,把言语行为置于社会活动的大范围加以考察。沈家煊(1990)对语用学与语义学、句法学的分界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预定义”(presupposition)性质问题,有马希文(1985)用“预设”的概念来分析汉语语法。
四、我国语用学研究的成果
中国语用学研究,从1989年的首届语用学研讨会至今,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性研讨会和两次会话含意理论研讨会。学者们在以下方面成就可观。
1.英汉对比研究。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杨自俭、李瑞华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书中集中了我国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子、修辞和语用层次的差异的分析。
语用对比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语言文化对比,这方面以邓炎昌、刘润清合著的《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1991)为经典,书中除谈及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外,还涉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