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浅谈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佛教作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对其产生地以及传播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佛教自传入中国，逐渐步入中国各个社会领域，对其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佛教的起源，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1. 佛教的起源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古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乔答摩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传说他是一个王子，于二十九岁修行，七年成“佛”。成佛后，游说四方四十年，八十岁“涅般”。悉达多死后，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并在悉达多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东方的一大宗教。因他属于释迦部落，也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隐修者”，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在印度产生佛教产生的同一个时期，出现了耆那教，相传教主是瓦尔达玛那，后称大雄(公元前528——468年)，同释迦牟尼一样，也出身于刹帝利(当时的贵族阶层)。三十岁出家修行，十二年后得道成“耆那”

或“尼犍多”，“耆那”是“战胜情欲者”的意思，“尼犍多”是“超脱红尘”的意思。佛教和耆那教的很多思想是相同的，有不同的地方也通过相互柔和，在后来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并入佛教，成为佛教领域的思想基础。佛教在接受原来的婆罗门教的部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符合当时时代的思想，能为更多的人(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接受，“佛”主张废除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提倡众生平等，反对杀戮。修行以五戒为主，即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不主祭祀，不拜偶像，传教用语通俗，不排斥低级的瓦尔那人入教。佛教提出了“四谛”，也就是佛教认为的四个真理。“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劝告统治阶级善待被统治阶级，也劝告被统治阶级消除欲望，放弃斗争，忍受痛苦，寻求真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的“造业”与“轮回转世”的说教，认为这生受苦是由于前生造的业，这生享受是由于前生积的福。这些思想被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用，成为镇压人民反抗，以及维护自已统治地位的合法理由。当时的摩揭陀国的瓶沙王和阿阇世王一方面对人民横施严刑，另一方面却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佛教思想在东方地域的流行和扩大，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当地统治阶级统治维护，增强了被统治阶级的忍耐性和承受力，但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让当地的民族群体的反抗和斗争的素质下降，甘心受奴役的心态加重了，这就是东方国家在后来被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潜在原因。这也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印度的佛教同中国的道教和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的理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有相溶性，自从佛教引进中国以来，

虽然同中国的道教和儒家思想有不同的地方，有过排斥的历史，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相互溶合中彼此相长。更大的程度上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2. 佛教在中国的的传播历程

大约前4世纪中叶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和戒律的认识产生分歧，分出许多教团，进入部派佛教时期。约公元1世纪，印度本土出现了大乘佛教的思潮，发生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历史性分裂。佛教的传播大约在公元3世纪从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开始，中间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不断向印度境外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一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1]。

2.1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传说中的白马驮经讲的就是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原地区的初始情况。

2.2佛教在中国各个朝代的传播

2.2.1汉朝时代: 佛教初传中国

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相传明帝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佛法，在

月氏国（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一带）遇见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邀他们回洛阳，并用白马驼着许多佛经带回中国。永平十一年，明帝为两位印度僧人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称为白马寺。这两位僧人曾翻译了一部份佛经，即今现存的《四十二章经》。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

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

2.2.2.三国两晋时期：走出依附的道路

在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代，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北方的魏国及南方的吴国，有关蜀国的佛教史料则很少。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魏国佛教可以说是汉代佛教的延续。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其中最着名的是昙柯迦罗及康僧会。

三国时代只有五十多年，从佛教的发展来说，尚属启蒙阶段，因此在思想的建树上，可述者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文人崇尚清谈之风，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放浪形骸、隐遁山林，批判礼法不遗余地，又纵论老庄之学。当时儒家的地位极为没落，道德沦丧、风纪败坏莫此为甚。由于在乱世生活太痛苦，因此人们兴起出世的愿望。佛教于此时传入中国时机上可算是“趁虚而入”，恰逢其时。然而，正如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指出，这也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始终未能脱离出世倾向，甚至日趋衰危的主因。

西晋时的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其中最杰出的译经师乃是竺法护。他长居在敦煌，并曾随师周游西域，通晓西域三十六种语言。他曾译出《般若》、《法华》、《华严》、《涅盘》等经，共约一百五十多部三百余卷经典。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极大，因此被尊称为敦煌菩萨。

东晋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为东晋所统治，北方则是由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族所建立的十六国所管辖。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多数来自西域，同时他们也想利用佛教来巩固其政权，并与以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