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高考语文 作文热点素材时事评论13

梧桐絮预报是环保新思路

梧桐树是南京城市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见证,而且南京市民对梧桐树也有着很深的情结。2020年3月初,南京市政府为建设南京地铁3号线,将南京市主城区内许多于上世纪中期栽种的法国梧桐等树木移栽,其行为引起部分南京市民强烈不满并发起绿丝带活动要求保护南京市内的行道树。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治理梧桐飘絮不可能直接砍伐了之。保护梧桐树毫无疑问是环境保护工作,治理梧桐漫天飞舞的飞絮同样也是为了保护环境,为了不让两类环保工作出现冲突,当前条件下只能尽可能地减少飞絮危害。可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南京市园林部门就开始了治理梧桐果毛的不同尝试,但至今仍没有特别有效的解决办法,也就说在不妨碍梧桐树健康生长的前提下,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飞絮影响环境的问题。

与南京梧桐飞絮的问题一样,不少北方城市的春季杨柳飘絮也让城市环保工作面临困扰。梧桐杨柳飞絮属于季节性、生物性、城市性的环境污染问题,这是城市居民享受绿树成荫、杨柳依依绿色环境的副作用。一直以来,在治理城市树木飞絮问题上,物理、化学、生物方式全部用尽,也不可能在不砍伐、不移植的前提下实现根治。如何正确解决保护城市树木与治理飞絮的两难问题,南京市推出的梧桐絮预报系统无疑是条新思路。预报系统对54条道路每天分三个时段进行预报。梧桐飘絮的等级被划分为四个等级,指数1为无飘絮,指数2至4分别为轻度飘絮、中度飘絮和重度飘絮,市民用手机就可以查看每天的梧桐毛絮预报,进而选择出行路线,以减少毛絮带来的不便。这套预报系统很显然是从天气预报和电子导航系统中获得启发,让市民出行能够有效规避飞絮的干扰。

环境治理总有无法克服的客观实际,既要尊重人文历史也要尊重客观规律。即便是从主观层面讲,城市树木飞絮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有些人就认为“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是春日美景,乐于见到飞絮并非常享受,有些人尤其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则反感飞絮。既要留住城市的历史、留住特殊的风景,又要兼顾个人健康需求。因此,城市整体卫生工作必须进行环境治理方式创新,如此才能找到处理问题的最佳平衡点。

梧桐絮预报系统具有推广价值,类似的城市飞絮问题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预报,引导群众出行路线。飞絮预报系统既能让反感飞絮的群众科学选择无飞絮、少飞絮的路线,也能为观飞絮提供美景指南,让乐于享受“春日飞雪”的群众找到诗意。

治“烧荒”不能只靠拉横幅

谷雨时节,作物新种,东北地区陆续开始春耕。记者在田间地头采访时,经常可以看到路边悬挂的禁止焚烧秸秆的条幅和标语,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辽宁省近期通报批评上百个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火点责任人被问责近300人次。治“烧荒”不能只靠宣传,还得出实招。

烧荒是我国不少地方农村的传统,秸秆被付之一炬就算完事。有农民不理解:“祖祖辈辈都是种地前烧荒,为啥到如今烧荒就污染环境了?”另外,基层政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管住千家万户的农民,力有不逮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近年来,环保问题日益被重视。从各部委、省区市到县乡,每逢秸秆焚烧季,都会重申政策严防死守,从政府通知到田间标语,屡见不鲜,但结果是“烧荒”顽疾如故。治本还需出实招,不妨依靠科技创新合理疏解农民需求,真正使得农民从“不敢烧”转变为“不想烧”。

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和现状来看,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不失为一个妙招。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可生成7亿多吨秸秆,从目前各地的秸秆综合利用实践来看,秸秆气化、发电、做生活用具材料等多种循环利用途径是行得通的。如何使这些技术进一步完善、普及、推广,还需政府、科研单位以及相关企业努力攻关。

治理秸秆焚烧、烧荒等行为,还应理顺政府、企业、农民三者的关系。要合理分担治理成本,强化政府在政策扶持、规范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全社会参与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农民有了动力,才会自觉参与其中,禁烧才会有实效。

先破坏后治理”暴露了发展上的短视

名义上实施“灭螺防疫综合治理工程”，当地居民实际看到的却是湖区被围堰筑堤，而且万亩湖面填出来的土地据称还将被改造成农田出租。如此“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日前在江西省余干县大明湖水域上演。事件被曝光后，江西省水利厅已介入调查。

当地水利局官员称，在大明湖水域围堰筑堤的直接目的是“灭螺”，且项目得到了上级部门批准。然而，较真起来，这样的理由却不能令人信服。不仅村民称“大明湖没有阳性（血吸虫寄生）钉螺”，同时当地血防专家也表示，随着经验积累和技术进步，灭螺方式早就不局限于围堰筑堤，诸如撒药灭螺、“挖沟滤水”等方式，既能达到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追根溯源，该省水利厅的批复也只是要求灭螺，未允许灭螺结束后继续在湖面上造田。在国家三令五申明确禁止在湖区围湖造田和修建填湖工程的情况下，当地此举不仅没有严格执行批复要求，更有违法行政之嫌，难怪招致外界质疑。

对于造田出租，余干县康山乡党委书记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工程项目没有配套资金，只能通过对外出租田地的方式偿还全部4000万元银行贷款，并形容“灭螺造田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看看，不但消除了流行病隐患，还没有增加居民负担，甚至计划中乡政府与当地群众还能从每年500万元的租金分得20%，着实很“划算”。问题是，千算万算，这笔经济账却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关键要素：环境。报道说，大明湖位于江西鄱阳湖南岸，是该省第二大内湖，也是数以万计候鸟冬天的栖息地。正因为如此，有专家担心围湖造田会降低大明湖的生态净化能力，破坏生态链条，给防汛抗旱带来挑战。

类似单纯为了经济利益向湖泊争空间、争资源的现象，并不鲜见。围湖造田、填湖建城、毁滩种菜……看似创造了“人定胜天”的奇迹，却往往因破坏了自然环境、违背了自然规律而吞下苦果。去年7月，武汉城区因连续强降雨导致严重渍涝，一种反思的观点就

认为与城市化急剧扩张过程中大量湖泊被填埋，导致纳水能力大为降低有关。而云南滇池为了治污，20年投入了数百亿元后，依然难复往昔容颜。假如说发展是一大本账的话，在“可持续”“绿色”“环保”日益成为一种发展共识的情况下，依然只盯着一时的GDP或经济利益，那么无疑错打了算盘，是一种短视。

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不是注定只能二者择其一？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提出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主要观点是，对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直到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后才会下降。这被认为是给“先破坏后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抛开理论界质疑不论，仅从实践来看，特别是对那些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也并非发展的必然路径。对欠发达地区来说，不但在发展策略上有先发经验和教训可供学习借鉴，跳过先发地区试错过的陷阱，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将会有越来越多成熟、先进的技术，帮助后发地区更好地解决现实难题。

按照村民估算，此次被“围堰筑堤”的湖面约1万亩，最多占大明湖总面积的1/13。但其背后暴露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发展理念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对基层而言，要做事又要投入，在有些情况下的确存在两难，但这不该成为急功近利的根本理由。仔细想来，造田出租并非解决灭螺防疫资金的唯一出路，报道中不是提到此前这片湖面以8年400万元的租金对外承包出去了吗？不要忘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当地能在合理开发利用大明湖上多下些功夫，就一定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