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责任与坚守

信仰\责任与坚守

身处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面对日益扩容的国民旅游市场以及繁荣发展的旅游学术研究，当代旅游学人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50年、100年以后，后人如何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如何去面对历史的拷问?从求学到成长为一个学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走下来，国家和社会已经给予我们很多。在接受功名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为什么社会给予我们这么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回报社会?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当代旅游学人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或信仰来做学术研究?

1旅游学术研究必须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共同载体是大学。大学是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人明白道理，所以我们要“格物致知”、“修身养性”。“格物”，就是指探求世界的真理；“致知”，就是要知道“为什么”。然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最终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培育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高校做科研不能等同于专门

的科研机构：在研究机构里，可以投入百分之百的力量做学术研究；对于大学而言，人才培养则是第一位的。回顾国外大学的起源，从德国洪堡大学开始就一直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到美国教育发达时期，开始强调科学研究、强调人才对社会的价值；现在又重视文化引领。但是有一天，我们把肩负的这些纷繁复杂的责任去掉以后，会发现，最后剩下的纯粹的使命指向就是我们的学生。

每当面对学生的时候，我都深感责任重大。曾经有学生提问，怎样才能进入集团并受到重用。现在的年轻人似乎认为，上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机会，而他们面临着发展更为成熟的旅游产业和更加激烈的人才竞争，因此发展的机会和成长的空间更少。当时，我的回答是，第一，年轻人不要浮躁，要能够扎进基层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第二，只有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做贡献的时候，社会才需要我们；第三，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不同。20年前我不知道自己会做旅游研究、会成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带头人和政府智库的领导者。但是，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心态：我要为我脚下这片土地做点什么，为生我养我的父老兄弟做点什么。可能每一代人的理想不尽相同，但是社会的发展能够给他以回报的肯定就是那些愿意为社会付出的人。后来，这个学生很受触动和启发。我们不要期待做一场演讲、发布一个命令就能把人才大规模地培养出来；能够影响一个人，一个学生，作为教师的

责任基点就有了。

怎么去培养人才?有很多经验和模式。当代旅游学人心中始终要有这么一个信念：我们所做的任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面对那么多双渴望成长、期望成才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要装着这样一个理想：要培养我们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希望。为我们的家人也好、父老乡亲也好，只要他们把子女送进大学，我们就要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事实上，现在很多大学教学设计以及一些学术性会议的组织，越来越偏离教育和学术的本质，商业色彩和利益导向愈加明显。这一代旅游学者应有的情怀，就是一定要基于人才培养去做学术研究。这样就解决了学术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学术研究要把科学规范和相对稳定的理论知识传递给学生，当知识尚未固化的时候，不要忙着去编教材，那样会误导学生。如果有机会回到体制内做一所公立大学的校长，我很愿意分管教学工作。因为离开教学与教育这一根本目标，大学就可能变成一家研究机构、一个规划公司。旅游学科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学者就去研究这些问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最需要什么，就去研究什么。这样，旅游学术研究就可能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2旅游学人要与旅游产业发展共进退

回顾中国旅游学术研究30年发展历程，初期学术研究与产业贴得很紧密，以服务和引领本土旅游产业发展为主线。但现在的旅游研究范式以学习西方为主，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西方的旅游发展模式。中国旅游学术研究发展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与学习国际经验是分不开的。然而，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产业实践问题。现在旅游学者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倾向于在核心期刊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在国际会议上获得几个奖项，以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学术研究的价值。于是，在形式越来越精美、发表文章层次越来越高的同时，旅游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却迷失了。

本土的旅游学者，对希尔顿、喜来登等国际饭店集团、对JTB、TUI等国际旅行服务商耳熟能详―创立时间、发展历程、管理模式等。可是我们的学者、教员和学生，对中国本土的首旅、锦江、如家、七天等旅游集团了解多少?很多人对身边的问题、自认为的小问题不屑于去解决，可是往往这些小问题对于以中小旅游企业形态为主体的大量旅行社、酒店而言就是大问题。我通常会在每年假期给研究生布置调研任务，主要是为培养他们的产业意识和学术意识。有一个学生没有完成实地调研任务，原因是她的老家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没有高星级酒店。是谁给我们权利只能去研究高星级饭店?全国的星级饭店也只有1.6万家，但是我们还有30万

家社会住宿机构和130万家“农家乐”设施。对旅行社的研究也一样，不能只是把目光放在排名靠前的几家大社或“百强社”，而应该关注2.1万家旅行社的整体发展。在很多人看来，只有服务于绅士和淑女的住宿机构才可以称为酒店。其实，我们的出身是差不多的，大体上都来自于草根阶层，当父母把我们送到窗明几净的教室的时候，是谁给我们权利忘记他们、不与他们共进退?所以我们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育天职。

从早期研究国有饭店到现在更多地做政策研究，事实上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国际学者，因为我研究的兴趣点可能和国际主流如低碳旅游、特殊人群的旅游权利、旅游解说系统等热点领域不完全一致。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民，以及还处于大众观光为主要特征的旅游消费市场，他们对旅游的诉求和旅游需求更亟需我们去研究。我们国家的大众旅游市场是一个以大基础、稳增长、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市场，人均年旅游消费也就是500元多一些。正如温总理说中国的任何事情乘以13亿都是个大数字，除以13亿都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数字。2009年我们国民的出游率达到1.4，而我们国家的13亿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体验过旅游，很多人还没坐过飞机，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

在旅游业正式进入国家战略体系以后，我们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且不断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