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我最痛恨中国数学界的派系之争

丘成桐：我最痛恨中国数学界的派系之争
2008年07月03日09:29
2008年7月3日 / 第29期
“我很痛恨派系之争。

做学问就是做学问，讲派系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件事，就像“大跃进”的时候讲亩产万斤差不多。

现在在数学上，有一两个方向我们做得很好，还有很多方向做得不好，达不到世界第一流。

”
1982年，丘成桐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1994年，他又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弥补诺贝尔奖没设数学奖而专门设立的国际大奖—克雷福特奖；1997年，他再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用丘成桐的学生、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的话说：“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
文/ 庄清湄图/ 小武
采访在丘成桐下榻的复旦大学皇冠假日酒店进行。

第二天上午，丘成桐就要给复旦大学学生做一场关于几何分析的讲座。

丘先生说道：“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和学问有关的我都不收钱，收了也会捐出去。

由企业赞助的演讲我会收钱，可钱还是捐出去的。

”
1976年，27岁的丘成桐完成了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1978年，29岁的丘成桐应邀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数学家大会上做一小时报告，在他之前的华人数学家中只有陈省身有过这样的荣誉。

最近十多年来，丘成桐为了提高中国数学的学术水平，做了很多努力，他把自己做的事称为“尽本分”。

丘成桐为中国数学“尽本分”的念头，始于1979年。

“我在香港长大，后来到美国去留学，1979年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能再回中国大陆。

”丘成桐说：“所以，当我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非常激动。

”为了迎接丘成桐的归来，广东梅州的老乡为他修了一条泥路，宰了一头牛。

1982年，丘成桐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1994年，他又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弥补诺贝尔奖没设数学奖而专门设立的国际大奖——克雷福特奖；1997年，他再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用丘成桐的学生、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的话说：“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
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数学馆中，墙壁上刻着几十个当代数学家的名字，其中有三个中国人：华罗庚、陈省身和丘成桐。

丘成桐是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两人的师生情谊持续了30年，丘成桐说他还是没学会陈先生的做人技巧。

“陈先生很懂得和人交往，做人很潇洒，就算遇到不喜欢的人，陈先生也不会表现出来。

这方面我始终学不来。

假使我有陈先生那样的潇洒，现在是绝不会受到攻击的。

”丘成桐无奈地笑笑。

他进一步说道：“坦白讲，我在国内有些讲话主要是针对一些对中国前途有障碍的学术领导。

陈先生也了解这种情形。

他跟我的很多意见是一模一样的，可他不愿意讲出来。

他有时候会愿意和这些人合作，可我认为这些人对国家的教育科研没有兴趣，对个人的利益又看得特别重要，因此合作不来。

”
B=《外滩画报》Q= 丘成桐
拿奖“不是做学问的原因”
B：迄今为止您招了多少中国博士生？
Q：我从来没算过有多少学生，更没算过有多少中国学生。

但是数量不少。

B：是刻意为之的吗？
Q：不是刻意，有好的学生就带。

也有人写信给我，说要做我的学生。

有些大学说，你怎么不带我们的学生。

我说如果你们的学生够水平，进得了哈佛大学，我就教导他们。

B：您做人和做学问之间的共通之处是什么？
Q：做学问和做人，都会有人说闲话，也会遇到你必须选择面对还是避开的难题。

有些人看到困难就放弃了。

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我只要解决问题。

有些人觉得不重要的问题，我觉得重要，我就会花时间去解决。

B：破解卡拉比猜想是您迄今为止最大的数学成就，给您带来了很多荣誉，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成就的？
Q：一个学术界的成果尤其是理论成果，过了三四十年还很重要的话，这个成果当然很重要。

这个成果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影响还是很大。

B：您拿了很多大奖，您觉得意义最大的奖是哪个？
Q：拿奖是不错的事情，代表了同行对你的肯定。

但我从来没有把拿奖当成做学问的主要目的。

比如拿了奖会觉得愉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拿这
么多奖，就看我的孩子们的反应。

我拿了菲尔茨奖，数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可我的儿子们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奖。

可是后来我拿了美国科学奖，我的邻居和小孩子都觉得很好。

假使从我的孩子的角度看，这个奖更为重要。

其实有很多人拿到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很多人拿不到奖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不重要。

B：所以说奖和研究重要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哪怕很多年以后才能得到认同。

Q：认不认同也看数学家自己了，我晓得我做的工作哪点重要哪点不重要，所以我做数学30多年来，别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工作的重要性。

B：预测一下中国数学家获国际大奖的可能性。

Q：首先对我本人来讲，我觉得中国整个社会包括大学把注意力放在得奖上，这搞错了。

做学问不是为了拿大奖。

B：对于中国来说，拿奖的意义可能比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意义更大。

Q：恰恰相反，假如中国人靠人事关系而不是靠本领拿奖的话危害会更大，而且很多拿了奖的人都不想再好好做学问了。

整个态度完全是错误的，拿奖是达到一个标准，而不是做学问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不尽力，也从不会失望”
B：您说您不是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你还和那么多人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

Q：如果我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就不会有能力成立那么多数学研究所。

我对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学术方面需要改革，但改革很难，从古到今每次改革都遇到大困难，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

从王安石改革开始就是这样，他是个不错的人，可他改革不成功，反对他的人就是他的朋友，有些朋友比较保守，不愿意改革，有些则是既得利益者。

这十年来，我得罪了很多有既得利益的人，既然要改革就不可能不得罪人。

我期望中国在学术方面的改革越快越好，我期望能赶快成功。

B：但改革过程往往是非常缓慢的。

Q：现在我讲的不是五年十年，讲的是二十年三十年。

假使中国数学按照现在的情形，没有重要改革、而是维持现状的话，恐怕中国数学方面二三十年都不可能达成世界一流的水平。

B：您说的改进指达到哪种程度？
Q：到世界第一流数学水平。

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流，可学术上肯定不是。

B：目前中国数学界的学术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Q：凭良心讲，我只能说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很远。

如果我歌功颂德，会让很多人喜欢我，但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去面对现实，才有机会改革成功。

B：您知道自己的话会让人不高兴，可动力来自哪里？
Q：如果你的小孩不行，你会不会隐瞒他们，告诉他们需要改进？中国数学界有很多人是我的学生，如果他走的方向不对，我就会很直接跟他讲他走得不对。

有的学生从前跟我，现在变成大院士大教授了，我以平常心去批评他，可他不愿意接受我的劝导。

B：您想过改变说话方式吗？
Q：我教过很多学生，我讲话很直，从来不会转弯，他们能接受就成才，不能接受就成不了才。

中国人喜欢避开重点不讲，要别人舒舒服服，可是做学问怎么能舒舒服服呢？如果一个学生投机取巧，我不批评他，反而夸他做得很好，我说不出口，否则我不适合做他的导师。

B：如果您不是在香港和国外接受教育而是在内地接受教育，您觉得自己拿菲尔茨奖的几率有多大？
Q：菲尔茨奖是有年龄的限制的，要在40岁以下。

中国本土目前还没有人拿过菲尔茨奖，10 年以内也不见得有。

但你说中国不能培养好的数学家，我看不见得。

问题是，好一点的数学家都被人打击。

朱熹平在中山大学研究做得很好，可是他受人打击，北方的人看不起他。

我认为种种不良的风气改变后，就应当可以培养出菲尔茨奖的学者。

B：您最初是怎么发现中国数学界这些很不正常的现象的？
Q：这一点也不难发现，数学是门很客观的学科，文章好不好，证明对不对，一看就知道。

我根本不需要到了中国才知道。

B：您最开始接触这种不良风气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Q：不良风气全世界都有，我是因为关心中国提出一些意见。

我做数学杂志的主编，看过很多二三流的论文。

学术是有客观标准的，尤其数学，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因此我拒绝接受这些不行的文章。

中国现在大教授的待遇比以前好多了，从前生活艰苦，但学问比现在好。

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风气不好。

为什么美国科研好？就是因为风气好。

一般来讲，在美国做学问不会说因为你是某某大学的，我就特别照顾你，你不好也说你好；也不会说你不是这个派系的，我们就打击你。

哈佛大学是全世界最一流的大学，可是出于对学生前途的考虑，我们会把好的学生送到别的地方去。

我觉得有些中国教授不是，他们是从各个派系的利益考虑。

B：如果有一天您对现状失望透顶了，会不会就走了？
Q：我对所有事情从来不会失望。

为什么要失望呢？我做这些事是本着自己的热情，能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

就像做数学题，十条有八九条不成功，我还是一样努力。

“我最痛恨派系之争”
B：据说中国数学家有派系之争，两派为了让自己的人做院士明争暗斗，您怎么看？
Q：我很痛恨派系之争。

做学问就是做学问，讲派系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件事。

中国有很多学科完全是一穷二白，可很多人不担心这些，还在假惺惺讲中国数学已经是第一流，领导全世界，这是很可悲的事，就像“大跃进”的时候讲亩产万斤差不多。

现在在数学上，有一两个方向我们做得很好，有很多方向做得不好，达不到世界第一流。

上礼拜我遇到一个获得过菲尔茨奖的数学家，他问我中国数学现在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中国数学二十年后达到世界一流吧。

他眼睛盯着我看，说：“二十年就想做到世界一流，不可能吧。

”
B：他的根据是什么？
Q：就凭看到的一篇一篇文章，数学是一篇一篇文章做出来的。

骗不了人。

B：您现在名气很大，会不会有人找你拉帮结派？
Q：怎么讲呢？我跟学问做得好的人走得很近，就是拉帮结派吗？有人说朱熹平是我的学生，说我要帮我的学生，可朱熹平不是我的学生。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所以我喜欢他。

我提拔一个学问好的人，别人就说我拉帮结派。

我的学生中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行，不行的我也会把他臭骂一顿，这也叫拉帮结派吗？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的老师提拔了一大帮中国数学家，比我提拔的还要多，难道他也拉帮结派吗？
B：如果有人拉您呢？
Q：怎么拉法？如果他学问做得好，要拉我，我肯定让他拉；他要用其他方法拉我，我不接受。

B：如果一个数学家学问高可人品不好，你喜欢吗？
Q：学问不好的人，如果能做到大教授，很难讲他人品好。

假如他人品好、学问不行，一般来说就是做个小教授，不会做到大教授了，我也很乐意跟他们做朋友。

除学问以外，还是有很多值得交往的事情。

B：替中国数学界做的事情中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Q：我对自己做的事还很不满意。

我希望中国数学达到世界一流，但是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所以我对自己所做的事还很不满意。

B：中国数学家大会2002年在北京召开，您怎么评价这次大会？
Q：在1993 年我提出在中国召开世界数学家大会的时候，中国数学协会有很多朋友觉得不行，怕中国没有这个能力。

我当时是期望利用数学家大会刺激一下政府对数学的重视，期望年轻人能因大会而提高水平。

结果，政府对数学大会极力支持，可年轻人的研究没有因为开这个大会而拉上去。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