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外公共领域的特征

比较中外公共领域的特征

摘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模型。近年来常被应用于中国研究领域，这样的结构模式是否也适用于本国？该论文将对中外公共领域的特征进行比较，探究中外公共领域的异同。

关键词：比较中外特征

何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体说是指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开始出现的现象；另一种含义较为广泛，是指社会中的某类现象，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只是这类现象中的一个变数类型。i他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ii哈贝马斯最为关注的不是用以指代某种现象的公共领域，而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古希腊人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分明，他们不认为公共领域是由私人领域出发并由个人商讨形成公共性的带有权力意图的交往场所。在古希腊人看来，“公共领域是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因而和必然王国、瞬间世界成鲜明对比。只有公共领域中出现的一切，才能让所有人看得明了。因此，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iii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公共领域是公民公共讨论，彰显个性的空间。

到了古罗马时期，商品经济随着对外征服的胜利和城市化运动而获得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奇特壮观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的繁荣。其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古希腊相比，它有两个重大不同：一是公私领域的分离。与古希腊人不同，古罗马人“从不为了公共领域而牺牲私人领域，"iv 从而实现了公、私领域的相对分离；二是罗马私法的制度供给。罗马人在对外扩张的同时运用法律的手段扩大了公民的外延，使得罗马这个小城邦扩张成帝国。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的一般交换原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史无前例，前所未有。”v这些具有私人化的资产者个人聚集起来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讨论，形成了“公众舆论”。也就是说：公民们必须通过公共的辩论以达到共识。每个公民不仅从自己的利益，而且从各自所拥有的价值、信仰和良知出发，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最后通过辩论，形成公众舆论。这样的公众舆论“来源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而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公开讨论。vi这种经过理性的公开讨论所产生的“公众舆论”，就其对上层权力阶层而言，构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公众舆论“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公共领域所形成的这种公众舆论，虽然不能代表每一位公众的意见，但却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公众的普遍意愿，它不仅将对行政权力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赋予行政权力以厚实的合法性基础。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内在辩证法中归纳出了其社会主义的对应模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其一，自律的基础不再是私有财产，因而它再也无法建立在私人领域当中，而只能建立在公共领域自身当中。具体来说，作为原始自律的衍生，私人自律是社会公众在发挥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功能时建立起来的。其二，私人与其说将成为私人的公众，不如说将成为公众的私人。作为“物主”的人与作为“人”的人之统一性被作为“公民”的人与作为“人”的人之统一性所取代。私人的自由是由作为“公民”的人的角色所决定的，而作为“公民”的人的角色再也不是由作为“人”的人之角色所决定的。其三，公共领域所调节的不再是资产者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反，它通过有计划地把社会中出现的国家塑造成一个个人自由领域，以此保障公众自律。其四，家庭领域由于第一次真正摆脱社会劳动的强制而成为一个私人领域，它不再是私人自律的源生地，而是与社会和法律规范无关的“非正式人际关系”的产生场所。vii

公共舆论作为一种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今天。追溯我国的历史，原始社会末期尧舜禹部落联盟时代便是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民主社会。那时，民意是管理决策的最后根据，社会形成一种民意至上的民主精神，民意的表现形式就是公共舆论。然而在中国古代，由于长期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落后、保守、封闭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限制了个人行使知情权、表达权等言论、行动自由的场所和空间，致使公共领域严重缺失，导致个人自由、权利无法实现。

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之中，黄宗羲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公共领域思想的第一人。明末在中国近代思想的萌芽和形成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都分别以古代的方式提出了类似近代民主的想法。尤其是黄宗羲，在限制皇权的过程中，提出了重新理解和构建“学校”的问题。在黄宗羲看来，不是皇帝，而是“学校”形成的舆论，才是天下是非的标准，身为天子的皇帝也要以是非为是非。在黄宗羲这里，公众舆论的设想已不再虚无缥缈，而是落实到了具体的社会体制。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实际上是独立于皇权和官僚的公众舆论机构。这些观念形态都为近代公共领域的具体形成提供了思想准备。

新中国建国后由于社会与国家的高度融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独立的批判空间逐渐消失，但20世纪70年代末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与社会关系再次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于是公共领域重新发育和发展。由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的抽象于欧洲特殊历史经验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一，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由国家主导。我国早期的传媒体制为公有制性质，采取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至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了改革。在传媒业走向市场，逐渐实现产业化、集团化的过程中，报纸、广播、电视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其二，当代中国公共领域正由相对狭窄封闭走向自由开放。建国后，政府对传媒功能的认识上不够全面，甚至于出现偏差。对传媒的宣传功能、教育功能极为重视，但却忽视了传媒的信息功能、舆论监督功能、服务功能、娱乐功能、经济功能等其他方面的作用。这种封闭狭窄的状态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了变化。1985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