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周礼_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

2003年第2期N o.2,2003

2003年3月

Mar.,2003浙江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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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

内容提要关于《周礼》及周初制度,本文观点与结论是:《周礼》编纂始于始皇焚书前,未及完成即遭焚书变故,其作者非诸子流裔而是西周中晚期某个宰官或膳夫的后裔,其书编纂具有创构、追忆、体认的性质;周初旧制新制交叉重叠,尚未形成与“卿事寮”平行的“太史僚”,其僚职司应属天官系统,“周公为冢宰摄政”;《周礼》的创构性质意味着《周礼》的编纂,在对“周官”追忆体认的肯定中暗含了对其精神的部分否定,因为它突出了制度本身的意义,这正是今天的《周礼》研究者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

关键词《周礼》成书年代编纂性质周代制度

作者张国安,男,1964年生,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生所博士生。(扬州225002)

□张国安

一般而言,今人所谓“周礼”的文本文献,“发现”于汉初,时名《周官》。名为《周礼》实始于刘歆校书。自郑玄兼注《周礼》,《仪礼》,《礼记》遂为三礼之一。

《周礼》其书,自汉及今,疑信参半,论及成书年代,更见纷歧,无有定局。目前学界流行的说法,主要有七种:周公手订说、西周说、东周春秋说、战国说、周秦说、汉初说、刘歆伪造说。

一、《周礼》成书年代问题之产生及研究方法之反思

考以上诸说,持论者无不秉理据而言之,然时代竟跨越千年有余,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但历史的真实发生是“唯一”的,人们难免有孰是孰非的疑问。无以决择之后,人们自然会进一步追问,我们的研究能够抵达这个“唯一”吗,若能,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才是最佳的呢?凡涉足《周礼》成书年代问题研究领域的《周礼》研究者,都应该有几分肯定的信念与自信,然众说并立的整个研究格局却在否定着个别的信念与自信,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在涉足该问题领域之前,不得不对过往的研究作一番较为全面而又深入的清理与反思。首倡“汉初说”的彭林就是一个方法意识极强的《周礼》研究者。反思过往诸说论证,他认为主要存在有三种具体的研究方法:(1)从文献到文献的方法;

(2)运用全文材料的研究方法,即所谓二重证据法;(3)研究《周礼》思想的时代特征进而推断成书年代的方法,笔者将其概括为思想史的方法。无疑,彭林是认为,第三种方法即思想史的方法是抵达“唯一”的最佳方法,他的“汉初说”就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反思的基础上作出的。①

这里暂且不对彭林的方法论作具体分析和是非评说,不妨先问一个问题:《周礼》成书年代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所有的论述,将从对此问题的分析开始。

有关《周礼》“发现”经过叙事的传世文本文献很多,说法多有出入,引例如下:

《汉书・景十三王传》云: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

《尚书》、《礼》、

《礼记》、

《孟子》、

《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薨于武帝之元光五年,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时太史公十六岁。

马融《周官传》云:

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

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

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

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

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

惠帝四年除挟书律,马说误。

《后汉书・儒林传》谓:

(孔安国)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

《礼记・礼器》孔疏云:

孝文时,求得此书,不具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

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类似文献尚多,不一一具引,示例即可见出,所叙事迹,似各有所据,其端绪又一时难明,此时若要在文献的比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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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取舍,自然会生发出问题。当然不同的取舍决定了不同的提问,就引例而言,若取马融说,舍其它诸说,则就不易于产生《周礼》成书年代的问题,因为其答案已在其叙事之中。但取一说而舍诸说,并不意味着弃他说而不顾,只是提问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其它诸说是如何产生的。余下的事便是一番辨伪性解释,务求与马说融通不悖。如果有一例不能辨伪解释(包括新发现不合叙事)则问题又回到原来。若仍要坚持其所取,其所取只是凭信仰作出。有必要再作申说的是,上述辨伪性解释自然包含了所取之说之所以为真的解释,此一解释以显示某个公论可为依托方可停止,当然就具体解释而言,这个公论亦具信仰的性质。如果对不合之叙事,暂不做取舍,这种不取舍本身,就显示了对诸叙事的不信任,此时《周礼》文本是如何产生及其产生年代问题,就潜含于其中了。此外,在同一叙事的局部与局部,同一局部的不同层次(潜与显)的比对中,亦会发生问题,如马融叙事“唯歆独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之迹”,其潜叙事显然是:《周官》之文本,本来并无任何周公手订之标识、无可疑义之凭据,且“致太平之迹”大可玩味,周公手订可也,后世追忆成册亦未尝不可。

总而言之,《周礼》成书年代问题是在众多有关《周礼》的文献叙事及叙事不同层次的比对思辨中产生。问题在文献比对中产生,亦只有在后续的文献比对中寻求解决。一开始形成提问方式的文献比对取舍,决定了后续文献的引入与比对。寻求问题解决的文献比对,也就是要在所引入的众多文献的差异、不合的断裂当中,作“肯定—否定”性的连接,而这一连接只能通过思辨性解释。这样同样的文献材料便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向度和论证效果。如《史记・封禅书》中的两例材料: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尚书》、《周官》、

《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在非伪造说那里具有肯定的意义,而在伪造说那里,仍然只具有否定的意义。当然其意义是有各自的思辨解释决定的。既然《史记・封禅书》两处提及《周官》,且《周官》即《周礼》,则刘歆不可伪造,此书成于汉初或以前无疑。但伪造说可作否定性连结:既然马融说“五家之儒未得见”,太史公又何以得见,此两处材料为歆窜入无疑,这恰恰证明了《周礼》伪造的性质。至此,仍然有其它连结的可能性。如这样的思辨提问:既然存心伪造,歆之再传弟子马融《周官传》为何作“五家之儒未见”这样不严密的表述,难道存心留下破绽,招人非议吗?再说,如此大面积作伪,对《周礼》作为“周公致太平之迹”、

“共排以为非是”的今文家为何未措一辞,莫非《史记》亦成了刘家独传之学?而据王国维的研究,“宣帝时民间亦有其书。嗣是冯商,褚先生、刘向、扬雄等均见之,盖在先汉之末,传世已不止一二本矣。”②这里显然又是另外一种连结。

可见,文献比对的提问或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都是将某个局部材料,通过思辨性解释,作肯定与否定性的连结,将其纳入到某个先在的文献资料的整合体系中去。思辨性解释有赖于这个先在的整合体系,而这个整合体系的确立、完善则又需要这个局部材料的支持———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解释学处境”。

就《周礼》成书年代这一具体问题而言,今天的研究,已不可能在有关《周礼》叙事的文献比对中得到解决,因为发现暗示《周礼》成书年代的文本文献的可能性已不大,否则,此问题早已不是问题。所以,该问题的研究只能在《周礼》文本的内部叙事与相关的其它文献叙事的比对中进行。过往的研究大多如此,从文献到文献的旧方法如是,所谓的新方法亦概如是。旧方法兹举一例。如封国之制,在《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而在《王制》,公侯田方百里。其比对严重不合,在许多论证那里都是一种否定性连接,而经过郑玄的思辨解释则仍然是一种肯定性连接,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平定天下,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皆益之地为百焉。”皮锡瑞因此叹赏“此万不能合者,惟郑君能疏通证明之。”③

至于运用金文材料的研究方法,仍是一种文献比对,仍有解释学处境。当然,金文材料作为文献材料与传世文本文献相较有其特殊性,后者由于传播学效应,其原始信息有可能被遮蔽,扭曲、变异甚或亡失,而金文材料则避免了这一过程,因而具有极强的原始性和可信性,自然是文献比对的首选材料。但由于金文材料获得的偶然性,再加之零碎、片段、文辞简约等局限性,在实际的研究中引入传世文本文献加以比对,再所难免。尤其是涉及到铭文解读则更是这样,如小盂鼎铭有“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字样的铭文,何为“三左三右”,郭沫若《周官质疑》据《尚书・顾命》、

《曲礼》释为“六大”之分列④;张亚初、刘雨在其《西周金文官制研究》⑤一书中则释为大史、大祝、大卜及司徒、司马、司工,可见一斑。

凡运用金文材料的研究,由于金文叙事的特点,大都是在职官及官制叙事这一层面上进行比对,进而推断成书年代。如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⑥一书,其比对结果是,册命金文所见西周官制多与《周官》内容相合,以此结合杨向奎说:“《周礼》应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因为《大戴礼记》已经引用过他的文句”及刘起　说:“《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没有受到战国官制的影响”,进而推出《周礼》成书于西周之说。陈所作的比对连接显然不同于郭沫若的《周官质疑》“《周官》一书,盖赵荀卿之弟子所为”⑦之说,郭的“肯定—否定”性连接正如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否定的方面谈得比较具体,肯定的方面则谈得

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思想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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