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文化品格研究_读王兆胜_林语堂与中国文化_

【辽海书镜】

林语堂的文化品格研究

———读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

高　玉

〔作者简介〕高玉,1964年生,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5-0197-03

王兆胜先生是国内研究林语堂的著名学者,其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在林语堂研究方面具有巨大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之后,他又写作了《闲话林语堂》、《林语堂大传》等著作,而最近出版的《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则是具体研究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专著,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道文化、与古代艺术、与旧体诗词、与古典小说、与明清小品文之间的渊源关系。我认为这本著作对于林语堂研究向深度拓展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关于林语堂文化观和文化品格的结论,将为我们进一步解读林语堂的文学作品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作家,而这种独特性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他文化观念和文化品格上的独特性。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西选择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激进的向西方学习和激烈的反传统的实践选择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是明显的,但它对于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和实践行为从而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几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就兴起了文化“中庸主义”,其代表人物就是“学衡派”诸君子,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和修养,他们并不在胡适、陈独秀、鲁迅之下,他们并不反对学习西方,他们只是主张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不要舍弃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观点就是在《学衡派杂志简章》中所说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比较尴尬的是,在文学上,保守主义有中国古典文学作为实践支撑,激进主义有新文学实绩作支撑,而“中庸主义”则缺乏文学成就上的支撑。但现在看来,我认为林语

堂的文学是典型的文化“中庸主义”文学,林语堂可以说比较好地实现了“学衡派”的文化理想,完成了“学衡派”的文学梦想。

林语堂曾带有自嘲性地说他自己是“一捆矛盾”,其实,“一捆矛盾”恰好说明了他中西文化的融合状态,表现了他在文化、性格上的宽容、和平以及包容精神。“一捆矛盾”也可以理解为集中西于一体。“中”与“西”在文化上的确具有很大的不同,但未必就是“矛”与“盾”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五四”时期,由于传统文化成为学习西方的巨大阻障,所以陈独秀等人激进地反传统,有某种“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性。但到了30年代,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一般人仍然沿袭“五四”思维方式和思路,仍然激进地反传统,就是“以枉为正”了。而林语堂最大的贡献或者说清醒就是他真正意义上采取中正平和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方文化,真正意义上超越了中西二元对立。

林语堂学贯中西,他穿梭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既不以中国文化为尺度来否定西方文化,也不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批评中国文化,而是站在两种文化“之上”,充分肯定两种文化各自的优长,并努力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既可以说参照西方文化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也可以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在林语堂那里,中西两种文化相互参照、相互借鉴从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创作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矛盾”都是一个忌讳的词,它常常是“混乱”的代名词,矛盾会让人无所适从,无所作为。但在文化上,我认为“矛盾”有时又是一种眼界和胸怀的问题,两种不同的事物,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它们相互冲突,但扩大视界,它们未必是矛盾的。比如791

儒家与道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它们互相对立,可以说是“死敌”,但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它们不是“矛盾”而是“互补”。林语堂就是以这样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思维方式上的二元结构性,化解了很多矛盾,从而可以“一心评宇宙文章”。很多我们认为是矛盾和对立的文化,在林语堂那里却是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各司其职,并且相得益彰。比如对于儒道,林语堂曾说:“道家和儒家不过是在民族的灵魂中交替的情调”,其实,儒道在林语堂个人的灵魂中也是“交替的情调”,它们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儒家主要是在思想层面上对林语堂起作用,而道家主要是在生活层面上对林语堂起作用。这样,一般意义上的儒道矛盾在林语堂这里反而变成了“张力”,从而使他的文学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和意韵。

《林语堂与中国文化》一书可以说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翼来研究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问题,包括林语堂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是如何接受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林语堂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独特贡献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贡献?如何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位林语堂?林语堂的文化观和文化品格是如何影响他的文学创作的?他的创作与其它作家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它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文化史和文学史问题,更是文化和文学理论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材料充分,论述全面,其结论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对文学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对生活和人生也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主要是研究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但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林语堂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林语堂作为作家其创作与当时主流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等,始终构成作者研究的背景和因果链。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等现代文化名人始终是作者对林语堂进行研究和定位的重要参照系。比如作者这样评价林语堂:“他一面超越了陈独秀、鲁迅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批判,另一面又避免了钱穆等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盲目崇拜,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思考。”(第53页)我认为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它非常符合林语堂文化“中庸主义”的性格,深刻突显了林语堂与中国现代其他文化名人的同与不同,正是在这种“同”与“异”的比较中,林语堂的文化独特性逐渐清晰和明确起来,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确认。

我非常赞同作者对林语堂的文化定位:林语堂对于文化的接受具有“双重”性。对儒家道家的接受是这样,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受是这样,对于严肃文学与轻松文学接受同样是这样。所以,林语堂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集各种文化于一身,并且把它们融合起来,从而使他的文化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有批判,但更多地是继承,有否定,但更多地是肯定。林语堂可以说是激进的,但与鲁迅等人的激进不同;他是保守的,但与钱穆、林纾的保守不同。他喜欢道家,但并不否定儒家,提倡幽默、轻松、闲适、性灵的文学,但并不否定“五四”那种沉重、严肃、使命感很强的文学。这是一种广大的胸怀。

《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有一章探讨林语堂与北京文化的关系。林语堂喜欢北京,赞美北京,这种喜欢和赞美不仅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更是精神层面上的。在林语堂那里,北京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他喜欢和赞美北京,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和赞美。北京在文化上有什么品格,这是一个大课题,很难简单地进行概括。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关于北京的印象,林语堂对北京的描述和赞美实际上表明了他的视角,眼光、态度和胸怀,从而折射出他的文化观和文化理想。

王兆胜先生从1990年代初开始研究林语堂,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一研究领域,加上个人志趣与性格上与林语堂的相投,他对林语堂可以说具有深厚的情感,对林语堂的崇敬和向往往往溢于言表。但是,作为学术研究,他又恪守规范,从而使他的林语堂研究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比如,他既研究林语堂在文化选择和文化品格上的“得”,也研究他的“失”,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中国文化对林语堂的巨大作用和意义,充分肯定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沉醉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这种过分的痴迷和热爱又严重地束缚和限制了林语堂的突破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反而成了他前进的障碍。作者充分肯定林语堂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承继,并详细考察了这种承继对于林语堂小说的作用和贡献,作者认为,古典小说给林语堂的小说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使他的小说不同于“五四”小说,比如,“他的时空观与中国古典小说有着内在的关联和承继关系,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过于平面化、现实化和简单化的不足”(第168页)。林语堂的小说正是在这些方面与“五四新”文学的主流小说有所区别,从而独树一帜, 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