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公众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影响_许科

心理学探新2013，Vol．33，No．6，568－574

PSYCHOLOGICAL EXPLOＲATION

风险社会中公众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影响*

许科1，赵国祥2，孙娟1

（1．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444；2．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开封475001）

摘要：风险社会中如何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成为焦点。以政治信任形成的终生学习理论为基础，将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整合，探讨影响政治信任形成的因素，以及政治信任对政

治合作的影响。对291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层次回归结果发现：政治信任在政治透明度感知、宽

容度感知和政治合作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在负面认知固化程度和政治合作之间发挥负向中介

作用；政治氛围感知在政治信任和政治合作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最后，对该结果形成的原因与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进行讨论，并对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治透明度感知；政治宽容度感知；负面认知固化程度；政治氛围感知；政治合作

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6－0568－07

1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事故频发，风险社会来临。与之相伴的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政治信任到了亟待提升的关键时刻。政治信任的概念由Miller于1974年首次提出。在其产生初期特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在后期，其对象逐步扩大到整个国家行政领域，不仅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还包括政治体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和领导人等（Wong et al．，2011）。内涵的扩展带来了意见的分歧，“政治信任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还是弥散于整个政治环境之中的”成为争论的焦点。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政治信任指向官员等政治权威，是公众相信权威机构并有所托付的一种心理状态（Citrin＆Muste，1999）；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则认为政治信任并不针对特定对象，它是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与评价态度（李砚忠，2007），往往从整体上发挥影响（Hetherington，2002）。研究倾向后一种概念，认为从整体角度的衡量才能切中风险社会政治信任的实质。

影响政治信任形成的因素也是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常涉及的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受教育程度）（Wenzel，2006）、人格变量（如态度、个性特征）（Citrin＆Muste，1999）、政治背景（如政治变动、政策偏好等）（Anderson，2002），以及相关的情境因素（如社会价值导向）（Ｒahn＆Ｒudolph，2005）等。总结起来，主要从两个角度对政治信任的形成做出解释：第一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Coleman，1990；Hetherington，1998），该理论认为政府绩效决定了政治信任的程度（Hudson，2006）。政府绩效既包括政治绩效，如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政治透明度、言论与行为的自由、社会分配的公平等，又包括经济绩效，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和个人的经济状况等；另一种是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Inglehart，1997；Putnam，2000），该理论认为个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和信念是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它在早期生活中形成，受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接受到的教育、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且代代相传（Schoon，2010）。

理性选择理论与文化理论看似相互对立，然而他们有共同的前提假设，即认为信任是习得的，但在何时习得的问题上有分歧。文化理论强调早期经验的重要性，认为政治信任一旦形成，在之后的生活中很难改变。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新近的、当下的政治评价的影响。鉴于此，有研究者统和了以上两种解释，提出了终生学习理论（Lifetime Learning Theory）（Schoon＆Cheng，2010）。该理论认为政治信任的形成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就开始积淀，且在之后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受到政府绩效的强化或者挑战（熊美娟，2010）。具体说，如果个体对政府现有绩效的态度与早期形成的政治态度相一致，那么原本的政治态度得到加强，反之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120109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YJC630253），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3YS011）。

受到挑战。如果这种挑战不断积聚并达到一定程度，个体态度就会朝相反方向发展。因此政治信任在某一时段可能是稳定的，但长期来看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具体到该研究，个体在以往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信念与价值观作为一种基线态度会对个体的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同时，政府在具体危机事件中的风险应对行为与应对效果也会左右公众的信任判断。因此，以“终生学习理论”为基础整合两方面的理论，选取政治透明度、政治宽容度（理性选择理论），以及负面认知固化程度（社会文化理论）为自变量，探讨这三个因素对政治信任以及政治合作的影响。

2研究变量与假设

2．1政治透明度感知

政治透明度是指权力机构政治活动的公开程度。公众对政府行为公开程度的感受会影响信任的走向。将政府活动展露于聚光灯下，是会给公众质疑提供更多的机会，加速政府形象的坍塌，还是会为取得公众谅解，增强政治信任铺平道路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对此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答案。在一些危机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如2003年SAＲS危机，2013年长治泄毒事件），个别政府官员生怕自己会因为危机事件被指证失职，便采用了瞒报的方法企图瞒天过海。这在短时间内似乎达到了粉饰太平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一旦瞒报行为被发现，政府公信力便急转直下，长期以来积累的良好口碑也荡然无存；相反，如果能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将事件呈现在公众面前，也许在短时期内政府会受到监管不力的指责，但长期来看，只要公众看到了政府真诚的处事态度、积极的救援行动、坚决的整改措施，那么最终将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树立。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借助网络、微博等平台开展政务公开、网络问政等活动，其目的就是要频繁、全面、透明地将政府活动展露在公众面前，从而创造机会让公众感受到政府机构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促进政治信任的建立（Bertot et al．，2010）。Thomas（1998）的研究发现，公众关于政府公开程度与回应性的感知对政治信任有很大影响；Welch等（2005）在对806名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电子政务使用者研究中发现，对利用电子政务提供服务改善透明度更满意的公众更信任政府。

假设1：公众的政治透明度感知对政治信任有正向影响

2．2政治宽容度感知

政治宽容度是指政府允许公民拥有明确表明选择的自由，保证选择的内容不受歧视，同时允许公开争论和批评的程度（Gibson＆Bingham，1982）。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能否容忍公众提出批评，那些有不同声音的民众能否得到保护是公众评判政府宽容度的重要指标。社会支持理论（Theory of Social Support）（House et al．，1988）认为，个体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支持可以有效弥补其心理需求，其中情感支持、信息支持、传播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是社会支持最主要的四个方面。一个容许公民表达不满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给予公民信息支持和传播支持的政府。公民可以从这种支持中感受到政府对公民的关心和尊重，更乐意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配合政府工作（Semmer et al．，2008）。因此，政治宽容是建立政治信任的基础。

假设2：公众的政治宽容度感知对政治信任有正向影响

2．3负面认知固化程度

所谓认知固化是指行为者心理层面对认知对象顽固的认知与评价倾向。认知固化是在个体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童年期个体从家庭和学校获得的早期经验，成长期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失业经历、社会地位、环境中占主流的文化导向等都是固化认知的来源。一旦某种评价固定下来，那么，如果遭遇与预设立场相符的信息，固化认知会发生“自我强化”，进一步印证自身的正确性；当遇到与之立场相“解构”的信息时，也不会立即消解，认知主体会采用闭目塞听或者“曲解”的方式保护原有的看法不被改变。这种现象在美国大选和提升士兵士气的政治宣传中都有所发现。政治传播学者Carey将此称为负面认知固化，指个体在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及行为者的负面看法（Carey，1989）。之所以强调“负面”二字，主要是因为以往有研究发现，我国的部分民众，尤其是底层社会民众，如农民工群体在遭遇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之后，其内心会形成一种顽固的对政府的不满和对自身的无力感知（董毅，2011）。这种固化认知使他们拒绝接受来自政治系统的任何正面信息，如果强加宣传和说服，反而会引发进一步的不信任与政治反感。因此，认为负面认知固化程度越高的个体越难以建立对政府的信任。

假设3：公众的负面认知固化程度对政治信任有负向影响

2．4政治合作

政治合作是基于政治信任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表现。大量研究表明，政治信任与政治合作正相关，公众对政治系统和政府的积极评价和高度信任会增加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而消极态度、不信任会阻碍公众与政府的合作意向（张婍，王二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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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卷第6期许科等风险社会中公众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