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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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论述
一、“他者”的历史演进“:他者”的地位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哲学、宗教、伦理、心理学探讨的问题,“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不同的
代名词贯穿于西方思想界。
古典主义时期,“自我”与“他者”的探
讨聚焦于“一”与“他者”,“存有”与“非存有”的辩证关系。
柏
拉图把现象界众多差异性的“他者”要素还原成“一”的共相,从而
找到了“他者”的栖息家园,即理念。
巴门尼德认为现象世界之外存
有着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存有。
存有是事物的本质,即只能被思想把
握的整体的“一”;而“非存有”则是现象界中个别的事物本身,个
别事物通过感官可以感知。
巴门尼德认为哲学的最终任务是认识变化
现象界中不变的存有。
希腊形而上的思维模式最终把“他者”与“非
存有”置于“一”与“存有”的逻各斯之下,从而被视为形而上和逻
各斯理性的敌人。
中世纪,上帝这位“他者”塑造着主体意识,万物
都本于他、归向他。
作为真理本身的上帝话语为世界万物立了疆界,
万物被上帝命名,人类主体被上帝所言说。
主体被上帝这位“他者”
创造、审判,主体意识完全泯灭,从而被纳入上帝“他者”之中。
文
艺复兴时期,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关系成为“自我”与“他者”矛盾的
新称谓。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自然界是
人类认识和征服的客体。
客体自然是一个持续被认识、解密而人化的
过程,自然作为“他者”被人类中心意识所奴化,被人类无情地开发、践踏、蹂躏。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论
证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看上
去奴隶主可以强迫奴隶去劳作,但奴隶可以借助劳动改变世界,认识
自我,从而具有革命的能力。
奴隶主因为无法参与劳动而改变世界,
从而剥夺了实现自我的权利。
为了克服“自我”与“他者”这对矛盾,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理论,但其理论仍以“意向性”为中心,借助同
感和移情来克服主体意识本身。
胡塞尔最终还是把他人经验作为自我
的纯粹意识现象,无疑忽略了他人,他人从而被主体意识边缘化、同
一化。
海德格尔从认识论转向了存有论,把人的存有定义为“此在”,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存有构成了“此在”的本质。
海德格尔说道,“他
人并不简单指我之外的其他人,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
也是其中的那些人。
”②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常人怎样,我们就怎样,这个常人就是无此人。
海德格尔似乎颠覆了“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但实质上用“常人”掩盖了这一矛盾体,从而陷入
了存有主义的虚无。
萨特认为,他人是与我相互争夺权利和自由的力量,自我与他者总是处于互为对象的无限的纠结与矛盾之中,即“他
人即地狱”。
列维纳斯试图用伦理学来代替西方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伦理学是第一哲学,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伦理性的。
列维纳斯
认为,他者的召唤赋予我以伦理责任,只有在承担伦理责任的过程中,自我的主体性才得以生成和实现。
综上所述,“自我”与“他者”的
关系不仅是一种认知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权利关系。
在复杂的权利关
系网中,“他者”屡次被“自我”的主体意识所同一、统一,被定义
为主体的补充、附属、第二自然。
海德格尔、列维纳斯试图恢复“他者”的权利,但从本质上却难以与“自我”本体相抗衡。
在纷杂的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充当的角色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
一类“,他者”与“自我”形成并列关系,主要体现为差异性;第二类,“他者”凌驾于“自我”主体之上,如犹太、基督教中的上帝;
第三类,“他者”低于主体“自我”之下,处于从属性、依附性的地位。
③
二、萨义德: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建构性、想象性
1978年,萨义德出版了《东方主义》一书拉开了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序曲,自此西方对东方“他者”的认识被改变。
在西方主体殖民化过程中,作为“他者”的东方是被西方书写,被西方客体化,被西方边缘化;甚至被西方妖魔化,从而西方剥夺了东方“他者”的话语权,建
构了自我的霸权主体地位及其优越的民族身份。
古希腊时代,西方推
崇智慧、民主、节制、勇敢的精神,追求哲学的形而上。
④西方把东
方置于自我对立面的“他者”,把东方想象为一个神秘、放荡、专制、残暴、奢华、堕落的国度。
中世纪,西方以基督教为自我的核心价值
观,把无基督教信仰的东方“他者”建构为一个邪恶与魔鬼的化身。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运动,东方“他者”始终背负着非正面的形象。
19世纪之后,东方又被西方书写成停滞、古旧、腐朽、衰亡、非理性、混乱的形象。
东方“他者”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失语症的状态,并
为西方建构自我的主体地位和身份服务,持续地被西方物化为“他者”。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探讨了东方“他者”神话是如何
被西方建构与想象的,从而进一步论证了西方对东方的认识是他者化、殖民化、物化的虚构过程。
因而,东方主义是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
它制造了一个西方之东方,这个东方是具有某种怪异性的、一成不变、低劣的、被动的文化他者,它的意义是解释西方或认同西方。
⑤萨义
德在《东方主义》中剖析了东方学中西方的权利话语和运作机制,其
权利运作主要通过三个方面。
第一,东方学是一种通过学术研究建立
起的知识体系。
萨义德指出,“东方学家与东方人之间的差异是,前
者书写后者,而后者则被前者所书写。
对后者来说,其假定的角色是
被动接受;对前者而言,则是观察、研究等权力。
”⑥东方学者眼里
的东方是一个沉默的存有,它无法用语言表达自我,因而只能被西方
学术框架界定。
东方学无疑是西方针对东方而创造出来的一套理论和
实践体系。
第二,东方学是西方针对东方“他者”的思维体系,即东
方主义。
东方主义的思维体系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基础之上,东方是在以西方为中心与本质的基础上被投射出来的产物。
东方是针
对西方而存有的客体,这一客体在整个思维体系中处于边缘化、魔鬼
化的地位。
东方被贴上了非理性、堕落、停滞、专制的标签,而西方
处于权力中心点,则被赋予理性、文明、发展、民主等优势。
在西方
学者的思维模式下东方被描写为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一种供
人评判的东西,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一种起图标作用的东西。
这样,东方无疑沦为了西方思维定义自我的客体,被本质化和定型化了。
第三,东方学是一种权力话语机制,并联合政治、哲学、伦理、文化、知识形成权力话语建构的方式。
东方主义不是描述和研究真正的东方,而是西方文化霸权出于自身利益需求所虚构、创造的东方。
东方学以
君临天下的霸权姿态把东方定义为无声、无知、淫逸、落后的不正常
存有。
在东方学话语的构建下,东方成为西方人的虚构物,被置于西
方人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的牢笼中。
萨义德用其敏锐的思维方式揭示
了西方文化霸权实施的方针策略,通过知识体系、思维体系、话语建
构三个维度深刻地暴露了西方殖民化过程中对东方施暴、物化、操控
的阴谋。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戳穿了西方对东方非真实的建构和想象,这一建构和想象包含了对东方的压抑和践踏,从而塑造了西方的
优越性和霸权地位。
《东方主义》虽然破除了西方对东方的虚构性,
但并没有确立东方自我的身份。
东方并没有言说其存有,定义其本质,描述其特征,建构其权力,书写其历史,确立其地位。
东方必须和西
方进行对抗与对话,方能建立其本身的文化和权力,才能和西方真正
地共存与共荣。
三、斯皮瓦克:“他者”的言说———种族、性别的权力
后殖民三圣之一的斯皮瓦克把种族、性别、权利再现等概念引入后殖
民批判理论当中,她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批评于一身,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致使权力分析进入了多元、消解、流动的新空间。
针对被压迫者这一种族,斯皮瓦克借用葛兰西“贱民”一词进行分析,并提出贱民是否发言的问题。
斯皮瓦克关注
并挖掘殖民地人民的压迫经验,同时把注意力转向少数族裔和弱势群
体不被书写和不被言说的过去和现在。
印度一批知识分子针对贱民成
立了研究小组,开始挖掘这一种族的“在场”身份。
他们试图批判殖
民统治和民族精英主义的同时,重建底层人争夺权力的斗争史,再现
底层人过去被压抑的声音。
斯皮瓦克注意到,如果仅仅通过“他者”
对底层人的描述来追寻底层人的“在场”声音,这势必会忽略未进入“他者”视线的异质性发声。
斯皮瓦克认为,印度农民和部落土著人
因为长期受到殖民者和当地精英主义的统治,失去了合理的途径言说
自我,作为底层人的他们要么不发声,即使发声,也同样淹没在主流
话语之中,他们的声音流散在主流话语当中,只能凭借踪迹的异质若
隐若现,同化于主流殖民和民族精英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当中。
⑦针
对这一现象,斯皮瓦克主张从现在的政治语境中挖掘过去贱民、底层
人斗争的影子和发声的踪迹,重现过去那些被压抑的声音。
斯皮瓦克
认为在帮助底层人代言的同时,也要对底层人进行意识和阶级的教育,
帮助他们自觉地为自我主体言说其欲望、身体、身份、压抑、权力,
从而摆脱他者物化的地位,进而建立底层人与白人对位、对话、甚至
是对抗的交流模式。
斯皮瓦克认为这不仅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也
是一项艰巨的伦理任务。
斯皮瓦克不仅为种族和贱民代言,而且同时
也为第三世界女性开辟了新的权力空间和言说的可能性。
斯皮瓦克借
助印度寡妇自焚事件,把第三世界女性问题引入后殖民批评,女性问
题从而成为后殖民探讨的新领域。
英国政府1929年废除了印度寡妇自焚,认为这是对女人自由权的剥夺。
寡妇自焚是印度宗法制社会中的
一种封建礼教仪式,这个仪式又称为寡妇殉夫。
丈夫死后,妻子为了
表示对丈夫的忠贞与忠诚,爬上死亡丈夫的祭坛,自我焚毁,殉葬而亡。
英国白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把寡妇自焚仪式予以取缔,并视此事件
为白人将棕色女人从棕色男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实例。
针对取缔,印度
的男性予以反驳,认为印度寡妇愿意去死。
斯皮瓦克认为第三世界的
女性双重地被殖民者和本土男权所镇压,沦为了殖民者和男权的无声
死去的“他者”。
当殖民者和当地的男人争论“女人是否愿意去死”时,女人的声音消失了。
印度寡妇,包括女人,在夫权制和殖民制的
双重扼制下,从未有过相关自我的想法,也没有用自己的言语辩解过,从而失去其主体地位,只能成为消亡的“他者”。
她一方面是英帝国
主义视为防范族人迫害而予以保护的客体,而另一方面,她又是丈夫
的客体,殉夫自焚成了好妻子的代名词。
⑧女性贱民无疑成为各种势
力利用和被书写的“缺席”符号,是失语的空白。
斯皮瓦克声称,性
别上的从属阶级贱民无处发言。
斯皮瓦克不仅表达了对女性贱民的关怀,而且从阶级和经济立场来维护女性贱民的身份,帮助其自我认识
和自我建构。
斯皮瓦克担负起了后殖民批评的重担,通过“增补”把
贱民的沉默史再现出来。
她认为,只有贱民女性能够被倾听,她们才
能够真正地发言,才能进入有效的社会抵抗权利结构。
女性贱民的
“增补”才能让女性介入并干预话语权力机制,担负起自我的救赎和
社会伦理责任。
斯皮瓦克同时强调女性的政治、经济的权利,鼓励女
性在宽容、平等、共生的平台上建立女性“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伦理。
综上所述,斯皮瓦克继承萨义德的传统,把种族、性别的他者
引入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使沉默的“他者”有了增补自我、言说自
我、建立自我的契机,从而把后殖民批评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批判阶段。
被压抑的“他者”开始登上经济、政治、文化的舞台,并开始重塑其
本体自我认知,预示着具有对话、开放、延展、对位特征的新型权力
模式的诞生。
四、霍米巴巴:超越二元对立,建立“自我”与“他者”的“第三空
间
萨义德戳穿了二元对立思维的霸权意识,斯皮瓦克解构了二元对立并
试图增补逝去的“他者”之维。
霍米巴巴从全新的角度来化解二元对
立模式,开辟了全新动态的思维空间。
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把人类禁
锢在非此即彼的对立中,对此的肯定就是对彼的否定,两者必居其一。
西方对东方的“他者”化过程就是这种传统思维霸权、殖民的结果。
霍米巴巴没有落入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新思维空间,即第三空间。
第三空
间是一个混杂地带,这一地带即容纳同一又允许差异,而居于其间的
不同文化始终处于持续的运动、交流、斗争及挪用的过程中,因而产
生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误解,这种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地带是推动新
生事物的空间。
⑨“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对立被赋予了新的空间维度,这种维度就是
“居间性”、“协商”、“间隙”、“疆界”、“混杂”的第三空间。
“他者”不仅是第三空间的参与者和差异者,而且还是新空间的生成物。
第一空间是真实的世界,第二空间是想象的世界。
通过引入第三
空间,传统二元对立形而上的逻辑大厦倒塌,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的
空间展开,生成无数的可能性。
第三空间不是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
合并,也不是位于二元空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而是包含并超越二元
空间的一个概念。
“他者”性进入了这一空间,因为他者是永恒的存有。
“他者”并没有遭到压抑,“他者”更不会失声,而是永恒存有
的异质。
第三空间的“居间性”、“间隙”思维地带为重新理解和定
义种族、阶级、性别、信仰、国家注入了新的力量。
第三空间有可能
是彼此合作性的、对话性的,也有可能是对立的、冲突的,甚至是不
可通约的。
⑩在这一空间里,一切皆有可能,这里没有绝对的权威,
也没有终极的意义,这里只有变化的可能性及持续的生成。
“他者”
从传统意义的对立面转向了肯定面,从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从
传统的与“自我”的对立走向了与自我的协商,从物化的静止转变成
了生成的动态。
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终于走出了二元对立引发的殖民
和霸权的阴霾,冲破了西方与东方彼此对立矛盾的疆界。
正如德国哲
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所言,疆界不是事物停止的地方,而是如希腊人所
认识的那样,是某些事物开始呈现其存有的地方。
霍米巴巴把西方思
维对立统一的总体性带进了重视差异、突出分裂、强调互动的非总体
性中。
“自我”与“他者”并非针锋相对、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产生一个既容纳同一又容纳差异的混杂地带的第三空间。
在第三空间,“自我”与“他者”持续进行着“边界谈判”,融通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间隙,催生出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兼顾双方
的新生事物。
輥輯訛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第三空间为人们超越
自我、跨越民族、穿越对立、逾越障碍书写了新的思维模式,建立了
新的语言逻辑,开辟了平等的交流平台。
第三空间不是一个空间,也
不是一个地点。
它是一个场域,一个不能用GPS在地图上定位,也没
有邮政编码的某处。
輰訛輥这个空间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涉及诸多
文化混杂、协商,处于即兴表演状态,一切现有的都有可能改变,一
切没有发生的都有可能发生。
这里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终极的意义,这里只有变化和可能性。
五、结语:
在殖民化过程中,殖民地被剥夺了政治自主权和经济独立权,成为殖
民者蹂躏的对象。
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利用“自我”文化霸权对东
方“他者”塑形,西方用一套知识、认知和学术体系,把东方书写为
无知和愚昧的民族,这些民族需要西方殖民者的救赎。
西方“自我”
主体以拯救者的身份,把宗教、科学、艺术等良药附加在东方“他者”身上。
甚至殖民时期的文学,包括高雅和通俗的各式文本,都成了帝
国文化事业的支柱,它们是殖民意识形态的产物、载体、催化剂。
东
方“他者”只能盲目地接受,不能反驳,如果东方付诸暴力反抗,也
仅仅杯水车薪。
西方扮演着上帝的角色,而东方以被创造者身份聆听、
执行上帝的律例典章。
西方“自我”言说其主体地位,而东方“他者”沦为被言说的对象。
东方无疑被西方物化、客体化,东方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甚至是话语权,成为失语症的存有。
爱德华萨义
德以翔实的史料深刻剖析了西方是如何借助知识结构、思维体系、话
语机制来压抑和制造东方“他者”的,萨义德指出西方二元对立形而
上的思维是暴力武器,这一武器把东方“他者”置于边缘化的地带。
斯皮瓦克不仅进一步解构了西方霸权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且怀
着人道主义精神代言“他者”的无奈,试图为东方“他者”从语言、
身份、主体、权力等视角建立“自我”意识。
斯皮瓦克认为“话语与
暴力彼此合谋”,因而她不懈地解构殖民文本,解构殖民过程中隐藏
的话语暴力,揭示作为被殖民属下阶层,尤其是妇女被缄默化的历史
真相。
霍米巴巴超越了二元对立,“自我”与“他者”的绝对对立,
而为两者开辟了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契合、协商、对话、对抗、持续生成的空间。
在萨义德、斯皮瓦克、霍
米巴巴的共同协力下,西方眼中的“他者”不仅开始反抗殖民,言说
自我,而且积极地介入到与西方的沟通、对话、共存中。
传统二元对
立思维中“他者”的被动性被后殖民批评改写,被赋予了新的动态主
体性地位。
后殖民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开辟了新
的第三空间,为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提供了借鉴的模式,有
利于全球文化差异的共存与共荣。
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全新解读
为全球多元文化彼此包容、彼此融合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契机,同时为
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
后殖民批评将在21
世纪继续拓展其理论建构,发挥其自由解放的新视阈。
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