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同身受的社会痛苦：来自神经影像学的证据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Vol. 23, No. 9, 1608–1616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5.01608

1608

感同身受的社会痛苦：来自神经影像学的证据

史燕伟 徐富明 王 伟 李 燕 刘程浩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 要 社会痛苦是指个体感觉到被渴望的社会关系排斥或者被重要他人和群体贬损时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负性情绪反应。对于社会痛苦的神经生理机制的探讨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研究者主要从个体经历社会排斥、目睹他人被社会排斥(共情)时的神经活动来解释社会痛苦的神经生理机制。社会痛苦受到依恋、自尊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可从探讨社会痛苦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神经机制和探索社会痛苦与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 社会痛苦; 社会排斥; 共情;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分类号

B849:C91; B845

1 引言

人类具有保持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ion)以及归属的需要, 类似于其他基本需要, 当丧失社会联结时, 人们会感到“痛苦”, 研究者将这种“痛苦”称为“社会痛苦”。社会痛苦(social pain)是指个体感觉到被渴望的社会关系排斥或者被重要他人和群体贬损时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负性情绪反应(MacDonald & Leary, 2005)。其产生主要与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社会拒绝(social rejection)、负面评价及关系贬损(relational devaluation)等有关。例如, 日常生活中我们被关系好的人拒绝、没有受到恋人的重视、亲友去世等均能引起个体的社会痛苦。当然, 看到他人被排斥也会影响个体的社会痛苦程度。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认为将他人被拒绝的经历与自身被拒绝的直接经验进行对比, 这可能会改变个体对于自身被拒绝的反应和解释(Festinger, 1954)。换言之, 目睹他人被拒绝能够减缓人们的社会痛苦程度。比如, 一个经常被拒绝的人看到他人也遭到社会排斥, 这时他会认为被排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从而减缓他社会痛苦的程度。

诸多研究表明社会痛苦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均

收稿日期:2015-01-30

通讯作者:徐富明, E-mail: fumingxu@

产生负面影响(Bolling, Pelphrey, & vander Wyk, 2012; Eisenberger, Inagaki, Mashal, & Irwin, 2010)。例如, 研究表明报告受到社会排斥的个体其死亡风险及患病率均有所增加(Eisenberger et al., 2010)。同时, 研究发现社会痛苦使人类的4种基本需要：自尊(self-esteem)、生存的意义(meaningful existence)、归属感(belonging)、控制感(control)无法得到满足(Kawamoto et al., 2012), 从而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但从进化角度而言, “社会分离使人们产生社会痛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人类作为哺乳类动物要面临漫长的不成熟期, 没有能力照顾自己, 几乎要完全依赖抚养者提供照顾。在这个漫长的不成熟期中, 人们形成了促进社会联结的社会依赖系统。当社会联结受到威胁时, 这个系统将借用躯体疼痛系统中的疼痛信号来突显社会分离的痛苦, 以促进生存。即, 这种由分离导致的社会痛苦可能使人们形成一种适应的方式, 从而阻止社会排斥的产生, 促进生存(Eisenberger, 2012)。总而言之, 社会痛苦对动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可能均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 有研究表明, 与其他狒狒有着亲密关系的雌性狒狒的后代具有较高的生存率。同样, 相对于与他人关系疏远的人, 那些与他人关系密切的个体其生存率更高(Silk, Alberts, & Altmann, 2003)。

近年来, 以fMRI 为代表的脑成像技术的进

第9期史燕伟等: 感同身受的社会痛苦：来自神经影像学的证据 1609

步, 使研究者能够从神经影像学的角度对社会痛苦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本文将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详细阐述社会痛苦的形成机制及其相关因素。其中, 社会痛苦的形成机制主要包括社会痛苦与社会排斥及共情之间的关系, 相关因素主要涉及依恋、自尊等。

2社会痛苦的神经生理机制

目前, 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社会痛苦的神经生理机制：一方面是个体亲身经历社会排斥时的神经活动; 另一方面是个体目睹他人被社会排斥时激活的脑区。

2.1社会痛苦与社会排斥

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会引起个体的社会痛苦(Yanagisawa et al., 2011), 其原因在于社会排斥使个体的社会关系受损, 即没有得到重要关系对象(如亲人、朋友、恋人等)的重视。Twenge, Baumeister, Tice和Stucke (2001)将社会排斥定义为个体被社会中的他人或团体所排斥, 个人的归属需求受到阻碍的社会现象。针对社会排斥, Williams, Cheung 和Choi (2000)提出了经典研究范式——网络掷球范式(cyberball)。此范式中, 研究者告知被试需与其他地方的两名玩家一起玩这个游戏(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其他玩家, 玩家的掷球操作是事先设定好的)。在接受组中, 被试接到球的机会与其他玩家一样, 但在排斥组中, 被试仅在最开始时接到球。研究表明, 这种范式使被试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 且归属感、控制感、自尊等基本需求降低, 同时产生强烈且短暂的被社会排斥的感受(Zadro, Williams, & Richardson, 2004), 而且即使被试知道其他玩家均为电脑程序事先设定的, 这种影响依然存在(Kawamoto et al., 2012)。

近年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只是从自我报告和行为层面上探讨社会排斥与社会痛苦的关系, 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二者的神经层面。有关社会排斥的脑成像研究发现, 当个体被社会排斥时会激活一系列脑区。例如, Eisenberger, Lieberman和Williams (2003)的实验中被试参与虚拟掷球游戏最终被排斥。结果显示, 相对于被接受, 被排斥时被试的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的激活程度更高, 且与自我报告的社会痛苦程度存在正相关。在此过程中右腹侧前额叶(right Ventral Prefrontal Cortex, rVPFC)也得到了激活, 但其激活程度与社会痛苦及ACC的激活程度存在负相关。并且, 研究表明在控制了ACC的活动后, rVPFC和社会痛苦之间的相关变得不显著了, 这说明ACC在rVPFC和社会痛苦之间可能起调节作用。此外, Yanagisawa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 被试在受到社会排斥时激活了负责加工负性情绪的背侧前扣带回(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和负责调节社会痛苦的右腹外侧前额叶(righ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VLPFC)。但部分研究者认为社会排斥过程中所涉及的神经活动有可能包含“预期违反” (expectancy violation)所激活的脑区。如, Somerville, Kelley和Heatherton (2010)的实验采用社会评估任务而非经典的社会排斥研究范式, 即在实验中把被试的照片拿走, 然后被试收到来自同伴有关他们照片积极或消极的反馈。结果显示, dACC对预期违反更为敏感, 而腹侧前扣带回(Ven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vACC)则对反馈更为敏感。

以上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是由研究范式的差异所造成：前者采用的是网络掷球范式, 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评估任务引起个体的被排斥感。研究者对此争议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并试图将“社会排斥”与“预期违反”进行分离。例如, Bolling 等人(2011)发现, 被试在被社会排斥时激活vACC、脑岛(insula)、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海马(hippocampi)等。而预期违反时引起的神经活动包括右颞中回(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侧前额叶(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ateral PFC)、左腹外侧前额叶(lef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VLPFC)等。结果还发现两者所激活的神经活动在vACC和外侧顶叶(lateral parietal cortex)上发生了功能性分离。换言之, vACC和lateral parietal cortex在“社会排斥”条件下激活程度较高, 而在“预期违反”条件下却相反。与此一致, Kawamoto等人(2012)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为了区分“预期违反”与“社会排斥”, Kawamoto等人(2012)在实验中加入了“过度接受” (overinclusion)这一实验处理。结果发现相对于过度接受, 被试在社会排斥条件下dACC和rVLPFC得到了激活。而且他们发现在rVLPFC上, 社会排斥激活的脑区活动与自我评估的社会痛苦之间存在负相关, 这种相关在dACC上却不存在。这说明rVLPFC 对于社会痛苦的调节至关重要, 而dACC在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