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与国民性_风波_思想意义再思考

中

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

６１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

２００７．０７

臭名昭著的“辫帅”张勋在北京搞封建主义复辟，把废帝溥仪扶上皇帝的宝座，在一个江南农村小镇，封建遗老赵七爷以此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掀起了一场关于辫子的有无与脑袋的存亡的不大不小的风波，造成了一场短命的却也是惊心动魄的大恐怖事件。本来属于民族风俗和服饰范畴的辫发问题何以能引发如此大的震动？只缘于辫发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头发”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与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啊！”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辫发，属于身体，更属于历史。辫发是关系统治权力、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习尚的大问题，是历史冲突的焦点，更是个人和社会发展轨迹的一份真实记录。”①“头发”已经远远超越其自身的自然存在，被历史赋予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属性。在中国远古的巫术中，它具有神奇的同感力量，因而在远古的信仰与巫术体系中，头发常常是灵魂与肉体的媒介。在儒家文化体系内，发式的差异不仅是出于美学的需要，也是华夷的界限。到了近代，头发更是被赋予了更多社会因子，特别是与政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以清朝为例，一部清朝的政治史与头发结下不解之缘，从清初的“剃发令”到太平天国的“蓄发令”，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剪辫易服”，对头发的苛刻要求的背后是复杂而隐晦的历史在流动。清末民初，许多志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将是否剪辫视作革命与否的身体标志；伴随着租界、通商口岸的设立，各国传教士、商人来华，中国式的发辫成为许多洋人和趋新华人所批斗的落后的身体符号。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华侨、华工等远赴海外，发辫问题也成为这些旅居海外者与当地社会、文化、法律等不能适应的重要因素。而许多倾向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提倡剪发易服是出于挽救民族、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动机。围绕着是否剪发易服的讨论背后其实是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世界化，如何与近代先进文明相对接的问题，在这些表面看似社会习俗的行为蕴涵了深刻的政治、文化含义。正是基于辫发的这种特殊含义，鲁迅在《风波》一文中，巧妙利用“辫子”来推动“风波”的发展，让不同的人物站出来表演，各自展现个人的精神状态，暴露出国民的种种劣根性，说明在中国社会国民性改造的路还很长。同时也通过一个群体展现了辛亥革命对国民以及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说明“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没有动摇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没有改变广大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命运，即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失败的。”②

回到《风波》一文中，“辫子”在全文共出现了十八次之多，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并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在这里，“辫子”作为一个道具，激起了各色人等的不同反应，通过这些反应，“辫子”也悄悄展现了自身的象征意义。谈到“辫子”当然离不开其载体——人物。人物是小说的支撑点、基本面、灵魂。独特鲜明的人物性格、曲折生动的人物命运、特定状态下的人物心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始终是小说创作的中心并从多方面决定了小说的思想深度、美学价值、艺术灵魂。所以，挖掘文章的思想意义还须从一个个人物本身的所思、所为着手。

在小说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迂腐不堪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赵七爷。在这场风波中，他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在风波初起时，因为自己的“辫子”完好无损而七斤剪了“辫子”，“辫子”便成了他吓唬七斤嫂等无知村民的有力武器：“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写着。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由于赵七爷的恐吓，引发七斤嫂对七斤恶毒的咒骂。但到风波结尾，张勋复辟失败，猖狂一时的赵七爷只好再次把辫子盘在头上，等待着新的反扑时机。由此可见，盘辫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继续拖辫子，也就是要保住清朝臣民的资格，清楚地暴露了其反动而狡猾的本质。在这里，“辫子”已不仅是指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植根于封建统治阶级骨子里的反对社会进步的国民劣根性。

同时，这场风波中的另两个重要人物——七斤和七斤嫂的表现更令人深思。七斤像一只木偶一样只是被动地接受外界刺激，并本能地做出反应。要他剪辫，他就糊糊涂涂地剪了辫子；咸亨酒店的人说又坐了龙庭的皇帝要辫子，他就只有叹气；听了赵七爷的恐吓，“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风波过后，风平浪静，七斤继续过着他的“农家乐”生活。在这场风波中，他自始自终都没有个人的思想表达，至于剪不剪辫子、剪辫子会有什么后果等均没有自己的思考，剪不剪辫子本来对他是无所谓的事，包括七斤嫂也是这样认为，但因赵七爷将辫子的有无与砍头与否联系在一起，这才引起夫妻二人的恐慌，并使二人立刻反目。在整个风波中，七斤纯粹是一具行尸走肉，因为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已经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其个人思维处于一种极端低级的水平，没有个人的思想，对是非的判断均以赵七爷的话语为标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可悲，更可悲的是他身边的群众都表现了类似的麻木。

辫 子 与 国 民 性

——《风波》思想意义再思考

○孙昌松

摘 要：结合“头发”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特殊性，挖掘“辫子”在鲁迅小说《风波》一文中的象征意义，对全文的主题思想做更深入的探讨，力图进一步拓展该文的思想意义。关键词：辫子 国民性 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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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适应了做奴隶的生活，只要让他们生存，不管谁坐龙庭还是革命，都不是他们要关心的事情，更别提一个赵七爷对他们进行欺骗和压迫。同时，更可怕的是，包括七斤嫂在内的村民对七斤的困难境地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是一种落井下石的暴民心态，这其实也是一种极力想保住自身奴隶地位的奴性心理。

从另一个侧面看，一条本来属于民族风俗范畴内的辫子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则更进一步提示了“辫子”的深刻含义。七斤之所以一听皇帝要坐龙庭就像要赴死一样的绝望，正是因为他失去了做清朝奴隶的标志——辫子。这是清朝统治者用铁血政策在汉人头顶上种起来的。久而久之，汉人便当成自己的传统保留下来而无人再想到违抗，并且在思想深处也形成了辫子等同于生命的思维定式。所以说，汉人蓄辫的过程也就是汉人被奴化的过程。七斤一旦失去了辫子，就意味着要遭殃，当然与村民相比也就低人一等了。因为长期养成的奴性意识，在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的村民眼里，任何事物的求新和变化都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他们怕他人的“新”与“变”会动摇他们的奴隶地位，哪怕是剪掉一条辫子这样的所谓“新”与“变”！在这里，鲁迅力图唤起读者注意的不在七斤被剪了辫子这件事上，而在于他被剪辫后的遭遇——村民对他的歧视笑骂、排挤迫害，并从这里入手来批判国民的奴隶意识。“一个民族，如果不拔除这种奴隶意识，则社会上任何的‘新’与‘变’都将被扼杀与扑灭，历史也只会停滞不前。”③

同时，整个风波中有另外两个人不容忽视——八一嫂和六斤。鲁迅借八一嫂之口表示了他对辫子的不屑。然而，八一嫂对七斤的同情却遭到了众人的反击。首先是七斤嫂的“恨棒打人”，接着便是“满脸油汗，瞪着眼，准对伊冲过来”的赵七爷，而后是麻木而狠毒的村民。于是，在这几股力量的打击下，八一嫂仅有的一点对新事物的认可思想也沦陷于“辫子”的控制之下。众人恶狠狠的打击把仅存的良知给毁灭了，剩下的便是无尽的黑暗与悲哀。再看六斤，一个在风波之初尚是“双丫角”的新生力量，但在风波之末却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场面，旧的传统被一代代传下去，让人看不到一丝新的希望。

所以通过整个风波，表现出的群众的不觉醒是触目惊心的，这大概也正是鲁迅先生极力向我们展示的“辫子”的意义所在：辫子的有无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在于该如何对待辫子的有无。拔去辫子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拔去植根于群众灵魂深处的“辫子”。

至此，我们对《风波》一文的思想意义的理解也就不能仅限于暴露辛亥革命局限性的层面上，而是应该突破这一局限，回归到改造国民性的道路上来，并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本身出发，思考国民性改造的途径、标准。这想这大概也是《风波》主题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侯杰，胡伟．　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Ｊ］．学术月刊，２００５，（１０）．　

②陈安湖．论＜风波＞［Ａ］．鲁迅研究三十年集［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③隋清娥．鲁迅小说的“辫子”意象与奴性批判主题论析［Ｊ］．聊城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４）．

（孙昌松，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去接受考验才会写出不算失败的作品。巴金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写作如同在生活”，“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⑨。１９３２年，他在《＜电椅＞代序》中说到“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反之，对不熟悉的、深入不进去的生活则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是好作品了。如巴金在建国以后，写的大多是短篇散文，而关于新人新事的描写则只限于蜻蜓点水。

在将强烈的爱憎之情融入生活的创作过程中，巴金说到他写文章从来不够客观。这也受到有些读者的误解。有人曾给巴金写信说不应该对其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或过多的同情；也有人对巴金作品中人物的原型进行考证……对此，巴金解释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独立的性格，虽加入了他个人的经历，倾注了他的情感，但绝不是自己的影子。由此可看出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与自然主义作家创作宗旨的区别。后者强调对客观现实的如实再现，而巴金则强调用自己的情感感知生活，从而创作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能揭示出生活本质的作品。在此，巴金眼中的“创作如同在生活”即是真挚情感和真实生活的和谐统一。

另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巴金尤为重视读者的地位。他认为读者阅读时是各取所需的。作家只有“把心交给读者”，才能写出净化人类灵魂的好的作品，从而在一个对等的地位上，实现二者的交流与对话。

巴金如此重视读者的能动性，在于读者与作家交流为其提供的精神养料和反馈意见是作家进行创作的重要动因。而读者领会作家蕴含作品中的思想心得从而提升自身修养又是作家为之写作的目的。两者间的地位对等和对等交流更是基于双方的互相信任，即不说谎话讲真话。作家需怀着真心与

读者交流，“把心交给读者”⑩，这是巴金一生创作的总的概括。此外，巴金还指出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区别，将一部作品最高裁判员的荣誉给了读者，足见他对读者的信任。

巴金文艺思想中的文学创作观是独具个性特色的，不仅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用，而且还认为文学是非功利的、审美的，是作家情感的流露；同时还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塑造生活，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等文学创作主张。虽然这些主张只是零散的见于他的若干著作或序跋等篇章中，但其光芒是不能被掩盖的。灯虽灭，心犹亮。

注释：

①李济生、李小林编选．　我和文学［Ａ］．巴金七十年文选［Ｍ］．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９１２．

②李济生、李小林编选．文学的作用［Ａ］．　巴金七十年文选［Ｍ］．１９９６：３６．

③④李济生、李小林编选．巴金论创作・序［Ａ］．　巴金七十年文选［Ｍ］．１９９６：８２３．

⑤李济生、李小林编选．春天里的秋天・序［Ａ］．　巴金七十年文选［Ｍ］．１９９６：７７３．

⑥转引许德．论巴金的小说理论与批评［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

⑦⑧李济生、李小林编选．文学的作用［Ａ］．　巴金七十年文选［Ｍ］．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７．

⑨李济生、李小林编选．我和文学［Ａ］．　巴金七十年文选［Ｍ］．１９９６：９１３．

⑩李济生、李小林编选．把心交给读者［Ａ］．　巴金七十年文选［Ｍ］．１９９６：４６．

（吕振丽，山东省济宁市第十七中学）

（上接第４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