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管见

《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管见

［摘要］由于《古诗十九首》并非一人所作，因而创作年代时有争论。本文分析了诗歌作者、思想内容以及诗歌形式的流变，力求得证较为科学的诗歌创作年代。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作者思想内容诗歌形式创作年代

《古诗十九首》并非一时一人所做，而是两汉间文人创作的大量古诗中的一小部分。最早收入萧统《文选》，共十九首，因而得名。《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问题一直没有定论。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其创作于东汉末年，大致的年代大概在公元120－170年约五十年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推断为“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间，即至早当在顺帝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公元140－190）。”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是把《古诗十九首》放在《魏晋风度》一章中讨论的，他在自注中提出的年代诗东汉末年甚至晚至魏晋年间。笔者认为《古诗十九首》并不全是作于东汉末期，而是散见于两汉之间，有的篇目应该西汉就有了。

首先，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来推断其创作年代。《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①，但细考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不同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文人。他们在诗中熟练运用大量掌故，显示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其用典范围不但囊括前朝典籍，如《诗经》、《楚辞》等，也多处涉及同时代的古乐府辞。他们抒发的感情多是外出游宦生活时的感慨。马茂元曾说过：“《十九首》的语言，篇篇都可以表现出文人的特色。其中思妇之词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还是出于游子的虚拟。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到家事的离思，因而把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②因此我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均是从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文人。

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人，轻易是不会离开土地的，只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参战，二是求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显然属于后者。据史料记载，汉武帝统治时期建立了新的官吏选拔制度。“其一为察举制，其二为征召制，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③可以想象，汉武帝这一举措不知网罗了多少民间文士。然而文人毕竟是文人，在仕途上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在汗牛充栋的书房中培养出的惯性思维所不能适应的。于是种种慨然化为一首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 ④的诗作，永垂史册。可以说汉武帝的政治举措客观上成就了《古诗十九首》作者的产生。

至于这些作者具体是历史上的哪些人，现已难以考证。徐陵在编《玉台新咏》诗时，把《古诗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等八首，加上《兰若生春阳》一首，归为枚乘之作。但这个观点不是很可靠。刘勰也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采而退，两汉之作乎？”⑤可见刘勰的观点也只是

一种推断。所以刘勰又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采国章，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⑦钟嵘又疑为曹植、王璨，也只是揣度之辞。汉末建安中，洛阳被董卓焚毁，早已化为灰烬，曹、王不可能描绘出洛阳的繁华景象。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西汉开始的大规模游宦队伍中的失意文人。

其次，从诗的思想内容推断其创作年代。游国恩编《中国文学史》说：“《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忧虑。所有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当社会大动乱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的矛盾、苦闷的反映。”这一段话是游国恩将《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定于东汉末年的重要理由。实际上，对诗的主题历来未有定论，大体上，表达了思乡和伤别这两种情绪是不错的。笔者通过对《古诗十九首》主题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只有之十三《驱车上东门》、之十五《生年不满百》两首诗是游国恩认为的行乐及时的末世情绪；此外，《古诗十九首》中有些诗可以和《诗经》、古乐府中的一些作品相对照，显示出其中的承继关系。《诗经》中就有如《召南?殷其雷》、《卫风?伯兮》等和《古诗十九首》一样“词怨旨深”⑥的优秀诗作。汉乐府和古诗的关系更为密切。“‘古诗’和‘乐府’除了在音乐上意义有所区别而外，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东西。现在乐府古辞中假如某一篇失去了当时合乐的标题，无所归类，则我们也不得不泛称之为‘古诗’；同样，现存‘古诗’中假如某一篇被我们发现原来合乐的标题，则它马上又会变成乐府歌辞了。”⑦《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不但在内容上有相同之处，更重要的是有些词句几乎完全一样。如《古诗十九首》中“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在乐府中作为“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不胜枚举，足以说明两者相隔年代不会太远。

再次，从诗的形式推断其创作年代。中国古代诗歌由《诗经》发端，《诗经》的主要形式是四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内容日趋丰富，“每苦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诗逐渐“世罕习焉”，诗歌发展到五言。虽只多一字，但在音律和内容的表达上，却多了很多回旋周转的余地，也更加适应人们吟咏的需要和思维的习惯。诗由四言发展到五言，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的诸多优点使其由最初的民间歌谣发展成为众人所趋的新诗体。《古诗十九首》在这场诗歌形式的变革中，具有先锋的作用。

游国恩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从文献记载看，东汉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这说明文人新学五言新体诗，技巧还很不熟练。”“《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成就是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这些理由使游国恩认为《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应当定为东汉末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五言诗的起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诗经》中已经有形式较完整的五言诗。如《魏风?十亩之间》，实际上，五言诗一直在民间流传，并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也吸引了一批文人的加入，出现了文人五言诗。西汉初年确已出现文人五言诗，汉武帝时在形式、格律和内容上都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班固《咏史》之所以“质木无文”，原因在于诗的内容是咏史。不能根据这一篇就判断五言

诗到东汉才成熟。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意思是辞人没有诗作留下来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不认为枚乘是《古诗十九首》中部分作品作者的原因之一，当时俳优之属和民间无名诗人还是有采用五言体的。

五言诗再向前发展，就到了七言诗。根据班固《汉书?礼乐志》记载，远在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之间，有文人创作的《郊祀歌》中已有不少七言的诗句。乐府中《有所思》、《艾如张》等篇，也有完整的七言诗句。西汉七言诗都已经产生，更加确证了《古诗十九首》在西汉即有的可能性。

最后，从诗歌的创作手法推断其创作年代。诗歌的发展一般是从叙事到抒情，但这个规律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特殊性。我国的叙事诗一直不发达，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雅、颂中部分作品，如《生民》等篇诗基于叙事，国风中大部分作品都是抒情的。与《诗经》时代相距不远的《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这一手法，表现了“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的创作态度。《古诗十九首》和《诗经》相比在形式上得到扩展，更有利于后代叙事诗的表达。中国诗歌史上叙事诗的代表作是《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则出自汉末建安中，一则出于北朝，均是在《古诗十九首》将五言诗的形式充分发展后才得以出现的。中国古代诗歌是在抒情诗成熟之后才出现成熟的叙事诗的。《古诗十九首》虽然连作者和创作年代都无法确立，但自古以来确被推为五言诗之冠冕。基于这个因素，《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早不会早于西汉中期，迟不会迟于东汉末年。

学贵发疑，自古所重。本着这个原则，笔者对《古诗十九首》创作于东汉末期的说法提出了如上一些意见。我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作于东汉早期和中期的，只有一小部分作于东汉末期，还有几首年代难以考证。

因学识和文献不足征，笔者的一点浅识难免会有失当之处。对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只能如刘勰所说的那样：“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

参考文献：

①沈德潜《说诗啐语》

②⑦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

③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④⑥钟嵘《诗品序》

⑤刘勰《文心雕龙?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