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介绍

巴金小说介绍2012-4-18 16:36阅读(9)
《家》
巴金的《家》写于1931年，最初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原题为《激流》，１９３３年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家》。

至于《激流三部曲》的总体构想是在后来的写作中逐渐形成的，从《家》的发表到1940年完成《秋》，中间间隔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有些最初的设想并没有实现，而有些重要的人物、情节则是后来添加上去的。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１９３８）、《秋》（１９４０）是巴金的代表作品，特别是《家》，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激流三部曲》所反映内容的时间跨度是1919年至1924年，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当时中国还很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

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典型形态。

在高老太爷统治下，这个家庭内部充满着虚伪和罪恶，各种矛盾在潜滋暗长，逐步激化。

就在这一背景下，作品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

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

这几个悲剧事件虽然原因各异，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共同的：她们都为追求幸福的爱情而和封建礼教及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她们的悲剧命运，特别是，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

鸣凤的故事在全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的死激化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直接唤醒了它的第一个叛逆者——高觉慧。

鸣凤的死与觉慧的叛逆标志着这个家族已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在觉慧的直接影响与帮助下，高觉民起而抗婚，并取得了胜利，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随着全家至高无上的“君主”——高老太爷的死亡，各种腐朽的东西统统明朗化、公开化了，原先隐匿着的各种矛盾冲突统统爆发出来。

于是，一方面是封建势力蛀虫般地对高家的腐蚀，另一方面是以觉慧、觉民为代表的对高家统治原则的公然反抗，它们都在同时加速地进行着，并构成了两把各自向着相反方向撕裂的钳子，把高家温情脉脉的情感纱幕撕得粉碎。

《家》的巨大成功，有力地实现了作者写作的初衷：“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ecuse(我控诉)!”
《激流三部曲》塑造了一个在专制主义重压下的软弱与病态的灵魂——高觉新。

在这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身上，进一步反映了巴金对于“人”的深刻思考。

觉新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软弱动摇的性格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造成的，他的人生悲剧集中反映了这种制度对健康人性的戕害。

觉新原先是一个相貌清秀、聪慧好学的青年，思想进步，心地善良、正直、忠厚，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

但是实际上他却因择偶时一次荒唐透顶的拈阄而把人生断送了。

他的聪明才智被用来做三亲六故的婚娶、丧葬、陪客、庆典的主持或帮手，必须依着长辈的意志躬行他所反对的那一切。

他会变成这样完全是由家族制度造成的。

封建宗族制家庭结构决定觉新作为长房长孙必须承担维护这个家庭的任务。

现实和理想出现了尖锐的冲突，造成了觉新性格的两重性。

作品正是通过觉新人格的分裂来控诉这种大家庭制度对“人”的摧残。

觉新形象也表现出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我们民族的懦弱苟且的国民性。

鲁迅对这种性格生成的原因，有过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根源就在于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统治的力量。

觉新所处的环境，上边有冯乐山、高老太爷，还有克明、克安、克定等长辈，他们像高高的金字塔重重地压在他的头上。

封建观念，这是觉新无法克服的又一道障碍，他每次总是自告奋勇地把头往绞索中伸去。

觉新的事事退让的心理就在这种环境里形成了。

作为《激流三部曲》中塑造得最具艺术魅力的形象，巴金对觉新的塑造很注意挖掘其内心
的复杂性。

从表面看来，觉新只是个动摇的人物，实际上他内心里却经历着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

巴金把这种冲突写成是民族心理积淀在现代民主思想冲击下的痛苦挣扎，从而体现出历史的深度。

为了写好人物的心理活动，作者还让觉新大段倾诉自己的内心情感，并用了很多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回忆，衬托出人物心境。

巴金也十分注意表现觉新的人性美，他与瑞珏在不幸中相濡以沫的爱情描写构成了作品中极为动人的篇章。

觉新作为新文学史上中国“多余人”的代表，其艺术魅力是不容低估的。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型的命名。

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但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

“多余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窒息。

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

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这一命名出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

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激流三部曲》的艺术取得了杰出成就。

它的结构宏伟且精于构思。

巴金比较擅长以“三部曲”的形式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以及大河奔流的历史趋势，其中，以事件为主线索，以场面串连故事的结构特点，使得巴金的小说总是既规模浩大又有条不紊，诸如《家》中的学潮、过年、军阀混战、鸣凤之死……《春》中海儿之死、蕙的婚礼、淑英出走……《秋》中的梅的婚礼、蕙的安葬直至大火、分家，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联结在一起，构成了网中的结，并通过场面的描写把各种人物汇聚拢来，再往下一个事件推去。

而前后场面常有所呼应，形成作品的完整性。

巴金小说的这一成就深受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启发，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也较为明显。

左拉的小说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命运》到《崩溃》，借一个家族贯穿着展开了资产阶级的盛衰史，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写了一个家族的四代人，写了这个家族的最兴盛的时期，也写到了最后一个继承人的夭亡”。

这些都无疑直接启发了巴金创作《家》以及整个《激流三部曲》的构思。

注重发掘人情美与抒情化人物塑造方法。

《激流三部曲》描写的人物有名有姓的60多位，他们性格鲜明，面目殊异。

巴金塑造这些人物，不似茅盾写人重在多侧面表现，也不似老舍重在形神兼备上塑造人，而是重在传情，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灵美、人性美。

巴金笔下的人物，性格比较单纯，但这是丰富的单纯，是外形和内心高度统一的单纯。

以鸣凤、瑞珏和梅这三位女性为例，作品让她们都和“梅花”发生联系——鸣凤在梅园采梅，瑞珏爱画梅，梅表妹则以梅为名，从而表现她们“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梅花品格。

又着重展示她们的内心活动——鸣凤是大段内心自白，瑞珏通过日记，梅则是长篇的内心倾诉。

这些心理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到别人，想到对方，从而表达了巴金毕生以求的一个“爱”字。

这就使这三位女性形象极其感人。

这与巴金偏爱屠格涅夫作品有关。

巴金与屠格涅夫在人生态度、艺术旨趣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比较多地吸收屠格涅夫抒情小说的艺术经验。

例如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与散文语言，情节的发展是让人物自己来行动并无预设的人物行动提纲。

这同茅盾写《子夜》像巴尔扎克先编详细提纲的做法不同，巴金的长篇结构缺点是松散，长处在于便于人物抒情，独具一格的抒情正是巴金的艺术魅力。

他们都长于表现青年的心灵，特别是挖掘少女的心灵美。

屠格涅夫擅长塑造一些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的“多余的人”的性格，他还“时常使软弱、动摇的男子与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女子结婚”。

巴金小说中女性心理内涵往往强于男性。

屠格涅夫的影响形成了巴金小说特具的抒情风格，“忧郁的” “哭诉的调子”。

这些在《爱情三部曲》中已形成特色，在《激流三部曲》中和整体的现实主义艺术更成熟地融合了。

《寒夜》
《寒夜》1944年秋冬之际开始写，1945 初冬重写，写了二、三十页。

1946年8月《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

1946年12月31日《寒夜》结稿。

1947年3 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小说描写了汪文宣、曾树生这对平凡夫妻的家庭在现实社会与家庭伦理冲突的双重压力下解体的悲剧，显示了尖锐的社会批判力量与对人性困境的思索。

小说塑造了曾树生这个生动感人的形象。

《寒夜》对人性困境的揭示：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

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

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

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

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死亡。

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

他们不愿意他病死，他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他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

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

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

《寒夜》中的三个人物
我写的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

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

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里大川银行里当职员。

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

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尽职里，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

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

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没有几年的工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

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有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

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

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
“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我想活得痛快。

我要自由。

”
她代表一种生命原则，在一个艰难无望的处境中，人需要怀有对自由、幸福的希翼与追求的勇气。

这是“增强世界的发展和统一的建设性力量”。

但小说却以她的希望成为现实时所感受到的恐惧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