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思想概说

福柯思想概说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精神病学、医学上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受到很多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又很难归纳到哪个确定的学派。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既力图发现被传统掩盖的结构本身又有破坏结构的特点。因此他既是法国6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又是后结构主义的伟大先驱。准确的说，福柯实际是法国当代思想界一大异类，他的思想无法归类于20世纪法国三大思想思潮（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任何一类。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对他有一个经典评论：“……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福柯的思想虽然非常复杂，但是其中依然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就是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禁锢。1983年，福柯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当然福柯并不仅仅局限于尼采主义。他思想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主要吸收了尼采的敢于向传统挑战的造反精神和求索精神，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边界”研究，例如“疯癫”、“性”等领域。他的主要著作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其中的考古学、系谱学的方法论，他的话语实践分析和权力——知识理论，他对许多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等，对西方甚至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疯癫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基于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在这部著作中全面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所体现的疯癫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它的独特性就在于，之前从没有过对于疯癫这种现象的客观性论述，它处在被根本排斥的地位。福柯本人对《疯癫史》作了一个内容提要：“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不会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外。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现和揭示的功能（例如，麦克白夫人在变疯时开始说出真理）。它变得虚假可笑了。最后，20世纪给疯癫套上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种实证主义的粗暴占有所导致的，一方面是精神病学向疯人显示的居高临下的博爱，另一方面是从奈瓦尔（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家）到阿尔托（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诗人，法国反戏剧理论创始人）的诗作中所能发现的抗议激情。这种抗议是使疯癫体验恢复被禁闭所摧毁的深刻有力的启示

意义的努力。”这个概括既告诉我们疯癫变成精神病的一个过程，又揭示了历史的吊诡（表面不合逻辑但是实际存在的现象，不可思议）性质。（历史的不合逻辑性）福柯将理性与疯癫的关系作为疯癫史的分析线索。他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疾病，而是一种知识建构、文化建构：“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维度。”这部疯癫史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刘北成将它们比作三幕戏剧，序幕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冲突的展开是古典时期（17——19世纪）；现代看到的是暴风雨洗刷过的世界。在古希腊时期，疯癫张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格拉底式理性者的“明智”。而从中世纪开始，疯癫已经开始处于边缘地位，欧洲大多数城市都有专门的疯人拘留所，社会排斥疯人，也排斥附着在疯人身上的社会意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疯人突然成为被关注的文化意象。福柯在造型艺术和文学中分辨出两种体验，这预示着西方疯癫体验未来的重大分裂。一方面，在绘画艺术中，疯癫是一种揭示人类狂野天性和世界隐秘真谛的意象；另一方面，文学和哲学领域中，疯癫是与人的各种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的意象。这两种意象表明了两种体验的分裂，一种是深刻的悲剧性的疯癫体验，一种是背理性批判所驯服的日常疯癫体验。福柯指出，文艺复兴虽然驯化了疯癫的暴烈性质，但是疯癫仍能自由存在，并参与对理性的评估和真理的探索。但到了古典时期，冲突骤起。17世纪创造了禁闭的制度，疯人成为被禁闭起来的非理性之外的存在，他们被看做是与被禁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等人的非理性不同的兽性的状态。这时的理性与疯癫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原因就在于当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古典理性主义带有独断、绝对的性质。不是光明就是黑暗。到了18世纪下半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疯人形象重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例如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于是非理性以一种语言、一种本能的欲望重新出现。法国大革命之后，《人权宣言》的公布虽然宣告禁闭时代的结束，但是疯人被排除在外，成为在社会整合时被抛弃的人群。

福柯对疯癫的研究，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人文科学史的研究。“我的计划不是写一部精神病科学的发展史，而是写一部精神病科学发展的社会、道德与意象背景的历史。”他在法文版前言中也明确指出：疯癫研究是“一项关于俘获疯癫并使其万劫不复的历史整体——观念、制度、治安和司法措施、科学概念——的结构研究”他要研究是什么样的观念、制度、治安和司法措施、科学概念的整体综合运作，使本来属于历史整体结构的一部分的疯癫，逐渐被排斥于历史整体之外，成为沉默的“他者”。福柯认为，疯癫成为一种被现代文化和医学断然分离出来的他者的历程，正反映了西方文化历史的性质和发展特点。疯癫之所以成为疯癫，是另一种疯癫——理性疯癫的结果，疯癫的历史其实是理性疯狂压迫疯癫的历史。

（疯癫与艺术的关系）福柯最后考察了作为非理性的的疯癫的现代命运和意义。在他看

来，现代世界的艺术作品中，疯癫与艺术已经融合为一体。例如梵高、尼采、萨德等人的作品，将死亡与虚空等主题融入其中，既揭示了自身的悲剧体验，也体现了现代世界的矛盾与痛苦。这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反抗，质疑着现代社会的合理性。

考古学：《疯癫史》开创了福柯独特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是福柯的方法论的隐喻。它并不是人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他通过研究被历史规律和理性所压制的处于边缘的文化现象，以颠覆所谓的历史的总体性、规律性真理，还历史以偶然的、断裂的、被深层结构制约的真实面貌。这项工作所用的资料是话语——它作为历史的沉积，被封存在“文化档案”之中，考古学就是研究这些档案，是对一系列学科中构成一种文化档案的断续性的考察。福柯的考古学有意识的避开了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其分析对象亦以构成一个学科有关话语的一系列文本，替代了对作者、语言代码、读者，乃至个别文本的分析。考古学作为福柯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不仅被运用于疯癫史的研究中，还被运用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

二：话语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到，话语构成或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一时期的时空中通常是确定的，而且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地理和语言领域来说，是陈述功能运作的条件”。他认为，在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规则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从而建构起基本概念，形成理论构架。这一话语组构中的规则组合，就形成话语的组构系统，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词与物》（1966）中，福柯把这种规则系统称为“知识型”，在《知识考古学》中更名为“历史前提”或“档案”。许多研究者指出，知识型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型”类似。它们都是科学没有意识到的，但都是科学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科学话语。但是，库恩的范型属于科学的理论层面，而知识型属于更深层次的经验层面，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代码”。

在福柯看来，西方自16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知识型，分别是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时期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当代知识型。文艺复兴知识型以相似性作为建构西方文化的基本模式。到17世纪，相似性知识型被再现知识型所取代，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而是对其他符号的“再现”。到现代，“人”占据了知识型的中心。这个时期历史的连续性取代上两个时期的同时性秩序，人的生产、生命、语言是知识的基本形式。当代知识型的核心是“无意识结构”。也就是说，作为现代知识型的支点的“人”，既是知识主体又是知识对象的“人”受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无意识结构。如果说前者导致“人的诞生”，那么当代知识型则是“人的死亡”。这四种知识型之间不是连续性的，在这四种知识型的断裂处有三个代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