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尚贤”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墨子的“尚贤”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探析【摘要】“尚贤”是墨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在其整个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理解和把握墨子的“尚贤”思想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大力借鉴和弘扬。

【关键词】墨子；尚贤；人才；和谐社会
墨子，名翟，墨家学派创始人。

他出身卑贱，尝遍民间疾苦，因此成为社会下层民众的代言人。

其“义高于君”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当时封建社会中独树一帜。

尽管他的主张与真正的道德教化和德性培养相去甚远，但其“尚贤”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韩非子把墨学与儒学并立称为“世之显学”。

如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时期，人才问题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本文试从墨子“尚贤”思想出发，分析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墨子“尚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春秋以前的氏族贵族社会，用人完全依据血缘关系，才能并不作为考量的因素，它的作用为人们的血缘关系所掩盖，从天子到卿大夫均为世袭。

虽说存在从下层人民中选拔人才的现象，但并不普遍。

到了春秋中叶，社会经济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旧的宗法制度逐渐崩溃，为孔子“举贤才”思想的提出创造了前提基础。

孔子所认为的“贤才”可以做大夫，甚至要和执政的大夫、高
级贵族同列。

这样的主张实质上部分否定了宗法世官制度。

但孔子所谓的“贤才”的主要成分仍然是下层贵族人士，其贵族色彩然浓厚。

与此同时，孔子以复兴“周道”为己任，要求维持封建宗法秩序，其中一个重要制度就是世官世禄制度。

他认为“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1]，这又同他“举贤才”思想相矛盾。

而墨子在孔子之后，叫出了庶人的高昂声音。

他认为以前所谓的“聚贤”、“明贤”并不是真正的尚贤使能。

他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

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尚贤下》） [2]。

在这里，墨子明确认识到天下的君子们之所以在尚贤之时只是明白小事而不明白大事是因为血缘或宗族的关系造成的，而并不是真不认识贤能。

在墨子时代，领主贵族的统治基本沿袭着老一套，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尚贤中》）” [3]。

也就是说，王公贵族所任用的“贤士”都是他们的“骨肉之亲”，都是“富贵之人”，这种普遍情况使得以墨子为代表的这种既非贵族“骨肉之亲”，又非“富贵之人”的庶子中的贤人想要参与政治十分困难。

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便是“民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尚贤中》）[4]。

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出了以“尚贤”为核心的一系列主张，“代表了一种要求打破贵族统治、重建政治秩序的呼声。

其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度，同时也反映了普通民众要求参政的愿望” [5]。

二、墨子尚贤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贤”之标准
墨子认为，贤才对于为政非常重要，何以为“贤”则是“尚贤”的基本前提。

墨子所确立的“贤”之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尚贤上》） [6]，即德行深厚、善于言谈和精通道术。

由此可见，墨子把德行作为“贤”的首要标准，德行敦厚之士，就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 [7]。

其次，“贤”者必须具备高超的言谈技巧和交际能力，否则，即使胸怀经世治国之才亦难被诸侯亲睐。

最后，贤者必须是知识渊博的“智人”。

说到底，墨子心目中的贤才是具有较高品德、能力学识，并能为社会做贡献之人。

需要注意到的是，墨子所说的道术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指的是人们所学到的众多知识。

墨子所确立的“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标准，是非常全面的。

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些标准包含了德行、才能和学识三个方面，只有达到这三项标准，才能营造出“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 [8]的社会环境。

这不仅是墨子自己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当时平民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更是墨子所谓之“贤”的终极意义。

（二）如何“尚贤”
墨子认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 [9]。

“尚贤”关系到国家是否得治。

因此，关于君主如何做到“尚贤”，墨子提出以下几点：
1、举贤：不避贫贱、不避亲疏、不避远近
在选拔人才方面，墨子批判了孔子“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思想，明确提出了选拔人才的三条基本原则：“举义不避贵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

他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 [10]。

有才有德就可以选拔上来，不论他们与王公大人的关系是否疏远，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是否低微。

而那些无德无才之人，即使他们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也要罢免。

这样，不但能够广聚贤才，而且能够使广大人民形成良好的社会气氛。

同时，墨子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明确主张打破宗法制度，提出“任人唯贤”的选拔人才原则的思想家。

墨子的这三条原则，把原先宗法制度中“亲亲”、“尊尊”、“任人唯亲”、“任人唯美”的原则全盘否定了。

墨子甚至主张“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尚同上》）[11]。

在这里，他不仅反对世卿世禄制，而且反对天子世袭制，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设想。

它反映了当时下层民众反对天子世袭制度的不满和要求提升自己政治地位强烈愿望。

2、贤：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由于墨子代表的是社会下层人民，政治地位比较地下，他们企
图得到王公大人们的任用，挤入统治者的行列。

所以他们要求统治者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尚贤上》）[12]，这样才能让贤士忠心耿耿地为国家效力。

所谓“富之”，就是让贤人有物质保障。

“贵之”，就是要给贤人相应的政治地位。

“敬之”，就是要尊敬贤人，对之有礼。

“誉之”，就是要给予贤人应有的荣誉。

墨子说，要“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尚贤上》）。

[13]
贤者若要在治国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爵、禄、权三者缺一不可，墨子将此三者称之为“三本”。

只有给予“贤士”此三本，才能真正意义上尊崇贤人。

而若只是口头上空喊“提高地位”而不付诸实施，“贤士”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进而国家也得不到“大治”。

墨子在这里看到了君主重视“贤士”度对“贤士”发挥作用大小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也有一定借鉴之处。

3、考贤：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
选拔人才后，应该如何任用和考察呢？墨子说：“以德就列，圣人听其言，迹其行，观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

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尚贤中》）。

[14]他认为，对人才考察和任用时，虽然能从他们的讲话中认识到他们的才能，但这只是片面的，还不能从这个小的方面具体全面地了解到这个人。

要真正认识到他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其行事效果。

只有根据他们的才能给予相应的官职，量才使用，才能实现人尽其才。

与此同时，墨子也注意到了德行在人才考核中的地位。

他认为“贤良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尚贤上》）[15]。

由此可见，墨子将德行、言谈和才智三者作为人才考量的标准，并且将德行放在了第一位。

他认为，良好的德行是君子本身就应该具备的，“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修身》） [16]。

作为一个君子，贫穷的时候则体现出清廉的品质，富裕的时候则显示出一种义气，对在生的人就爱护有加，对死去的人就哀痛有余；这四种行为都不能有任何虚假，而且是与生俱来的。

只有做到“以德就列，得才兼备”，国家方可大治。

此外，在人才考核上，墨子还提出了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理论。

鲁君问墨子“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

或所以为赏与为是也。

钓者之恭，非为鱼饵所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

吾愿主合其志功而观焉”（《鲁问》） [17]。

由此看出，墨子对鲁君选择太子的建议是结合其二子的志功即动机与效果来考察，这样才能为鲁国选择一位合适的储君。

三、墨子“尚贤”思想的历史意义
作为墨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尚贤”思想对当时社会
的变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墨子虽然并非诸子百家中首位提出“尚贤”理论的思想家，但是他却首次系统阐述了何为贤、如何育贤、为何尚贤，以及如何尚贤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其思想更为系统性，其内容更具理论性。

第二，墨子“尚贤”思想的提出，对先秦诸子百家除老庄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在墨子的基础上提出了“赏贤使能”的思想，认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

无礼义，则上下乱。

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尽心》）[18]，将赏贤使能视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因素。

韩非子“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韩非子说疑》） [19]、“听其言、任其事、考其功”的选贤制以及“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韩非子·六反》） [20]等思想足见其受墨子“尚贤”思想影响之深。

第三，墨子是当时第一位明确主张打破宗法制度，提出“任人唯贤”用人原则的思想家。

他的“尚贤”思想对当时的贵族世袭政治和宗法等级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变革当时社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对人类思想进步起到了巨烈的震撼作用。

墨子主张“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意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 [21]。

就连天子和三公这种最高统治着都可以从贤者中选拔，可见墨子在用人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富
于创造之处。

第四，墨子的“尚贤”思想带有一定程度的改良主义色彩和妥协性。

墨子说“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

事则不分，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尚贤中》）[22]由此可见，墨子在要求王公大人分给他们政治权利的同时，带有一定的乞求成分，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妥协性。

但是这种乞求和妥协是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

在贵族世袭政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背景下，墨子的这种政治抱负必然难以实现。

而封建王朝的衰亡，除去其自身诸多矛盾因素外，未能做到“赏贤使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性，不可能真正地把人才选拔上来，做到人尽其才。

所以我们在解读墨子“尚贤”思想的时候，要把其反对宗法贵族制度，主张进步的方面放在首位，把其中的妥协放在次位，采取一种扬弃的方法和态度去理解。

因为在墨子“尚贤”思想中尽管有些许片面的内容需要否弃，但总体看来，它是符合大多数人民要求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值得我们大力借鉴和弘扬。

四、墨子“尚贤”思想的现代价值
墨子的“尚贤”思想虽然避免不了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先进的人才观，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

首先，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重贤之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依赖于人的全面发展。

完善的人才选任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同样，只有实现人适其职、人尽其才，才能是各项制度合理化、人性化，让公众共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奋斗。

其次，以“任人唯贤”的科学方法作为选贤之道。

科学合理的制度是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任人唯贤”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执政位，并且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瞩目成就的保证，也是保证党长期执政、执好政的关键因素，更是社会主义事业发达的决定性因素。

再次，以建立合适的社会奖励机制作为誉贤之术。

只有在工作中将充分认识到人才重要性的同时，应当把尊重人才放在同等地位，才能够保证国家正常和良好的运转。

“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

” [23] 所以，必须要为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和保障，建立合适的社会奖励机制，为人才施展自己的才能增加更多的动力，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最大的贡献。

最后，以“迹其行，察其所能”所谓考贤之本。

党和国家一直把德才兼备做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接班人的目标和选人、用人的标准。

实践证明，人才的品德和能力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兴衰成败。

而人的品德和才能是通过其行为体现出来的，因此必须要把“行”作为考察其品德和才能的依据。

只有从“行”这个根本依据出发，把握好合适的尺度，找好德、才之间的平衡点，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才，在各方面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保证自身和国家发展的可持续。

总之，以墨子“尚贤”思想为鉴，对我们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人才导向，健全科学的社会主义人才机制，真正实现人适其职、人尽其才，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具有着重要意义。

站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场景中，对墨子“尚贤”思想进行全新的研究和解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项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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