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经典改编看中国大众文化本土化

从红色经典改编看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化
摘要最近，在中国文坛和影视界兴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热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从社会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窥见，在中国的特殊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的再造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任意编织，它不仅深受国家主流文化的规约和引导，还要接受“后革命时代”大众“政治无意识”的制约。

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化特征。

关键词：红色经典大众文化国家主流文化政治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j64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得到了蓬勃发展，其借助于商业文化语境和大众传媒的强劲之势几乎主宰了整个文化市场，呈现出一种娱乐一切、游戏一切、消费一切的文化景观。

但是中国大众文化与詹姆逊所论及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文化在
心理描写上的肮脏鄙俗、性欲书写上的越轨赤裸、暴力展示上的血腥恐怖以及颠覆、解构主流文化的肆无忌惮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2003年浙江省作协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江南》第一期，刊登了署名薛荣的小说《沙家浜》。

该小说的名字、主要人物、故事框架以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都与样板戏《沙家浜》大致相同。

所不同的是，样板戏《沙家浜》讲述的是江南地区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革命斗争故事，塑造了以阿庆嫂、郭建光为代表的革命英雄形象，全剧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而小说《沙家浜》则以阿庆嫂为中心讲述1个女人与3个男人的情欲故事，革命斗争成了上演个人欲望的幕景。

机智、勇敢、干练的阿庆嫂被描写成风流成性的“潘金莲”，当矮小猥琐、人称武大郎的阿庆激不起她的性欲时，便转而投向江湖草莽胡传魁的怀抱，而当英俊潇洒的郭建光出现时，又“常常会使她脸上升起红云，睡梦中细雨绵绵”。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说中的郭建光胆小窝囊，无勇无谋，在伤病员被俘后束手无策；而胡传魁却成了抗日英雄，“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

小说一发表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

小说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的批评，从普通读者到文艺评论家，从抗日老红军到党史研究专家，从沙家浜镇人民到原著作者的家属，人们纷纷指责该小说歪曲历史事实、戏说抗日战争、丑化英雄人物、颠覆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念，呼吁决不能允许这样的“创作”肆意泛滥。

许多报刊比如《浙江日报》、《中国文化报》、《深圳商报》、《文汇报》、《北京娱乐信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等，也先后报道了该小说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并发表多篇署名文章，对该小说的错误倾向进行批评。

随后沙家浜镇和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以“常熟市百万沙家浜人民”的名义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

小说《芦荡火种》原作者文牧的家人也表示要保留法律追诉权。

迫于舆论压力，《江南》主编张晓明就发表小说《沙家浜》自我批评，还当面向新四军老干部代表递交检讨书，但未被接受。

事件最终以张晓明辞去主编职务、《江南》杂志在第四期封二的显著位置刊登公开道歉并封存《江南》第一期
才宣告结束。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一篇毫无艺术性仅具消遣价值的小说竟受到人们如此空前高涨的关注，已经使得这场争论演变成了一个文化事件，我们有必要对此做一分析。

有论者认为现在是一个“后革命时代”，即“‘文革的终结’不只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精神传统包括其思想范式（包括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终结。

文革以最极端的方式预示了‘革命时代’的危机，即一种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心的危机，或者说是走向边缘——成为一种历史遗产的危机。

正是文革的终结孕育了市场时代，在文革的废墟上结出了‘后革命时代’的花朵”。

但是在这场关于小说《沙家浜》的大讨论中，我们依稀看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大批判的影子，甚至人们的批评话语也极其相似，“近期里，小说《沙家浜》和《江南》杂志成了广大读者抨击和谴责的对象，成了媒体的众矢之的。

这是为什么？用一句话说，这部小说歪曲、篡改了历史的事实，把真的说成假的，美的说成丑的，善的说成恶的，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刺痛了老百姓的心。

”“非要把原来智勇双全的‘阿庆嫂’变成风流成性的‘潘金莲’，把抗日军人‘郭建光’变成‘奸夫’，这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的好奇心，更是一种对民族感情乃至民族精神的亵渎。

”作为一个典型的大众文化文本，小说《沙家浜》何以激起民众如此大的愤怒？学者们各有看法，其中批评家谢泳敏锐地指出，“小说所以引起争议，完全是因为套用了当代戏剧中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和基本故事结构。

薛荣小说问题出在他用了一个过于政治化的文学符号，不是说这样的文学符号不能用，而是
说因为时间较近，在中国语境下，通常难以让人接受。

”
红色经典是革命文化建构的核心部分，承载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一经生产出来，就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迅速推广。

正如学者刘康所说：“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

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

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

”在50年代至70年代，红色经典所建构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经过不断的宣谕和教化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并内化成一种“集体无意识”，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

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

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

尽管“文革”后，随着国家政策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民众的政治热情也随着减退，但“事实上，我们从不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用这一样东西去交换另外一样东西。

看上去是被抛弃的东西，实际上成了替代物或替代品。

”这也是近年来红色经典热的一个原因。

样板戏《沙家浜》经过“文革”时“高大
全”、“两结合”、“三突出”、“红光亮”的精心打磨后，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学符号”，对它的任何戏说，必将触犯大众的“政治无意识”，伤害大众的情感。

因此，小说《沙家浜》遭到人们的大规模指责也是必然的。

“革命文化”依然是“告而不别”，正如美国后殖民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所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社会运动，革命）也许再也不可能产生出所包含的那种集体认同。

……（但是）他们的遗产则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因为他们所造成的氛围依然存在于我们周围，即使由于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已变得复杂起来。

”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同名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的改编中，所不同的是这次观众集体声讨引起了官方注意。

2004年初，28集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在荧屏播后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观众纷纷表示不满，哈尔滨市观众王先生说：“现在播的《林海雪原》都把杨子荣糟蹋成什么样了，那么一个英雄人物，都让他们演成土匪了。

就说前两天放的那集吧，因为一点儿小事，剧中的杨子荣竟然给战友的饭里下泻药，这叫什么事呀？”与原著有干系的一系列人也对电视剧改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杨子荣养子杨克武甚至以“侵犯杨子荣名誉权”为由起诉电视剧《林海雪原》，要求该剧制作公司向杨子荣家乡人民赔礼道歉。

关于《林海雪原》改编的争议，最终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官方文化领导机构动用行政命令直接出面干预——即国家广电总局在当年的4月19日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些观众认为
某些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并点名批评了《林海雪原》等10多部红色经典改编剧。

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官方举措是，2004年5月23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影协、视协举办了“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

这次大会的讨论充斥着批评的声音，其讨论结果直接体现在随后的官方文件之中——即2004年5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职能单位发出了《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为加强对“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审查管理，全国所有电视剧制作机构制作的以“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经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后报送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并由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颁发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如有违反者，将严肃处理。

90年代以来，尽管我们进入了一个政治开明、经济多样、价值观念多元的消费社会，但是作为支撑现代民族国家政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根本改变。

红色经典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

每逢特殊的日子，比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以及相关的重大纪念日，国家文化权力部门都会集中推出一批“主旋律”影视，如重播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影片以追忆历史，延续民众的革命历史记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在世纪末的民间怀旧热潮中，大众文化制作者本想利用红色经典这一文化资源，在国家、市场、大众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从而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他们忽略了红色经典自身蕴含的权力文化运作逻辑，在改编过程中大量商业化策略的运用，颠覆了革命英雄形象，消解了红色经典的“红色”意蕴，僭越了国家意识形态，最终遭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批评，原初的商业诉求也难以得到实现。

但是，官方并没有封杀红色经典的改编。

在审查通知下发不久，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举办了“《小兵张嘎》与红色经典改编研讨会”，传递出的红色经典“只要改得好，就不会被封杀”的信息，并定于随后即在央视黄金强档播出改编剧《小兵张嘎》。

改编后的《小兵张嘎》除了尽量保持原作主人公嘎子的小英雄形象和对敌斗争的基本情节外，还突出表现了嘎子的“嘎子气”，增添大量富有童趣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嘎子在鬼子司令部和龟田比赛打弹弓、爬树、憋气，对着水井撒尿等，同时又虚构了一系列人物以激化矛盾冲突，使故事更加曲折精彩、充满悬念，比如辨认真假特派员、生意人佟老板由忍气吞声到坚决抗日的转变等。

既符合官方要求又取悦了观众，大众文化制作者可谓费尽了心思。

这也正表征着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处境，如陶东风所说，“离开了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对中国的文化市场、大众文化以及商业文化做出恰当的分析和批判。

”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场对红色经典改编热的声讨中，民众和官方的立场倾向基本是一致的，民众的声音成为官方介入大众文化生产的有力依托。

在中国的特殊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的再造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任意编织，它不仅深受国家主流文化的规
约和引导，还要接受“后革命时代”大众“政治无意识”的制约。

参考文献：
[1] 程光炜：《“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2] 肖松：《小说〈沙家浜〉批评与反思》，《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 李存照：《小说〈沙家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

[4] 谢泳：《不是文学问题》，
/readbook/00146196_4885.html [5] [美]阿尔蒙德，曹沛林译：《软政治学：比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6]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 [美]阿里夫·德里克，王宁译：《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 佚名：《〈林海雪原〉哈尔滨播出惹争议：人物全变味了》，/news_zt/anews.asp pictitle=886
作者简介：甘晓娜，女，1982—，河南南阳人，硕士，教师，研究方向：文化，工作单位：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