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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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作者:郑诗航
来源:《大经贸》2016年第11期
【摘要】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是,以往国内学者多从国家角度综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默认地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的主体地位,以这样的视角分类文献难免造成一定程度的主体缺失。本文将企业对外的直接投资看成一个完整的企业战略过程,试图以企业的视角对该领域的文献综述及分析。
【关键词】直接投资战略选择投资效应影响因素
一、战略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
企业战略管理过程的起点是战略分析,它是对企业的战略环境进行分析、评价,并预测这些环境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可能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及影响方向。对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来说,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企业对外投资的驱动因素,即什么样的环境导致企业做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理论上,对投资动机的研究始于1960年Hymer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源于市场缺陷。随后,1966年Vernon从动态角度,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直接投资理论。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Buckley,Casson,Rugman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学者,于1976年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
二、战略选择: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的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五个要素: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它们分别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在何产业、在何国家、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发生。其它各种因素是通过影响这五个方面来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选择。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产业选择、区位选择和方式选择,研究技术选择和时机选择的较少。
在方式选择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一般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胡峰,余晓东(2003)利用模型对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这两种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证明了当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足够高时,跨国并购就一定会发生。李善民,李昶(2013)分析了影响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后认为,东道国工程建设速度、经济增长率、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影响FDI进入模式的选择;东道国对FDI 投资的政策引导直接并显著地影响FDI 进入模式的选择。
三、战略评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是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内部效应即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影响,二是外部效应即对东道国和母国的影响。吴添祖,陈利华(2006)借鉴美国与日韩企业的发展经验,认为通过跨国并购来获取核心技术,是实现中国企业核心技术获取和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对母国的影响是学者研究最多的领域,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分为: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于超,戴翔(2006)在综合比较FDI的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以及比较FDI 型企业就业增长状况和非FDI 型企业就业增长状况的基础上证明了FDI对国内就业有积极的影响。葛和平(2011)考察了2003—2009年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与国内就业显著正相关,同时,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不同。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肖黎明(2009)认为FDI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种,即传统产业的跨国转移机制,逆向投资式的技术获取机制与国际间的产业关联互动机制。潘颖,刘辉煌(2010)根据1990—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 因果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显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张莹(2011)研究了OFDI 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影响机制,将其归纳为海外研发反馈机制、跨国并购适用技术企业机制、收益反馈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共效应。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影响;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FDI有利于促进出口,但FDI对进口的影响,学者之间持有不同观点。唐心智(2009)则运用回归技术对1982—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规模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产生较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具有改善作用。
(五)、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常建坤,李杏(2005)认为世界上主要投资国和对中国投资较多的国家的对外投资促进了其本国的经济增长。与之不同的是,肖黎明(2009)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目前这一结果还不是很明显。冯彩,蔡则祥(2012)则更具体地指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
四、战略实施与控制: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成败的因素
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成败取决于战略的实施效率和实施过程中对风险的控制。聂名华(2009)综合分析了跨国企业面临的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对具体风险的分析包括:Harri Ramcharran(2001)研究了跨国公司在欧洲中东部(CEE)地区投资的制度风险和国别风险。James Agarwal(2007)基于加拿大企业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了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政治风险。王海军(2012)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在具体行业投资风险的分析上:徐莉莉(2011)总结了中国食品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因素,建立了基于国家因素,行业因素,公司因素,交易因素的评价模型。另外,何帆(2013)详细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继而指出了其中的潜在风险。
五、总结与展望
现实的经济问题产生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西方国家自二战后,随着跨国企业的发展,对外投资开始逐渐火热,可以看到从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无不是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理论解释,1960-1970年前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飞速发展,小岛清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在7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又称“小岛清模式”,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悄然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新特点使以前用于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于是出现了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等。中国的对外投资始于80年代,国内学者对对外投资的研究也从那时开始逐渐增多,至今国内学者已经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动因、产业选择、区位选择、方式选择、对外投资对母国的效应、对外投资的风险等做了细致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这些研究成果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得出了很多有益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的理论框架多是基于传统的、国外的投资理论。
然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因素都让传统的对外投资理论能否指导中国对外投资实践成为疑问。再次,国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研究多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较少以企业为主体,为企业出谋划策。而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实施者是企业,即使是国有企业。因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如何针对我国对外投资实际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系统研究、深入的理论研究,以及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将是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蒋冠宏--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及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微观影响—南开大学—2015-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