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

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班，与G.E.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系创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形成了该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到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开设40多门课程，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的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 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为全美社会学会刊。这一变更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统治地位的减弱。

对于每一个或具有宗教，或具有政治，再或具有学术信仰的人来说，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圣地。犹太教徒有他们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有他们的麦加；革命者有红场或是延安；而对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来说，他心中的圣地就是芝加哥。

芝加哥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是因为自1892年起，刚刚诞生的芝加哥大学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阿兰·库隆，2000：71），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其实，1940年代之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了一批享誉战后社会学界的大师，如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他们则被称之为社会学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Fine,G.A.,1995）。这些社会学先贤们的学术思想、人生成就、社会活动和后继影响，就是我们这篇包括上下两个部分的文章将要解读的主要文本。

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有着实业界的“强盗大王”和虔诚的浸礼教徒双重身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洛克菲勒，同

意浸礼教会的提议，在芝加哥这个当时仅次于纽约的美国大都市捐资建立一所大学。威廉姆·哈珀（William R. Harper）这位在耶鲁大学教授希伯莱语的年轻博士，因为其宗教背景（先前也是浸礼会的牧师）和对社会改良运动的热衷，而有幸被聘为这所大学的校长。不过，在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新兴的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 n W. Small，1854－1926）。

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从资本主义营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成为精力充沛的大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在这其中，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这个1833年还仅有数千居民的原木贸易站，在60余年内凭借当时开通不久贯穿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和1893年为纪念发现美洲400周年而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到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1930年即在我们将要论述的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更是达到350万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190 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的骰子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1904年，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2年，当38岁的斯莫尔来到芝加哥之时，具备了在这所有着浸理教会背景的大学中设立一个新的系科并担任其领导职务的全部理由：1879年，这位浸理会教友在结束大学神学学习之后，曾前往德国柏林和莱比锡留学三载（这在当时是美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并在柏林与后来独领欧洲和美国社会学之风骚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相识。1889年，返回美国的斯莫尔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三年担任科尔比学院的院长。正是在科尔比学院，斯莫尔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教授这一新兴学科。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这位早年受到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了相当的精力去翻译前者的主要著作，并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系能够成为德国社会学的前哨阵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已经被人遗忘殆尽。不过，这位同哈珀一样有着改良社会之热诚的浸理会教友，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