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理论的贡献

广角视野　wide angle
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理论的贡献
白　丹
(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710064)
【摘　要】中国文化名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首先是翻译家。

本文通过对鲁迅翻译活动做以详尽探查,对其翻译思想做以系统深入分析,阐明了鲁迅对翻译理论的独特贡献。

同时广泛联系国内外翻译理论史,旨在让读者对鲁迅的翻译理念在全球翻译研究中所占的位置有一个通贯的理解。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盛行的大环境下,挖掘本民族的译学文化,无疑具有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鲁迅;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创新
一、导　论
鲁迅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名人,其小说、杂文、小品文都是开创性的。

但是他的翻译思想与理念却少有人问津。

1938年蔡元培先生主编了第一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其中半数为鲁迅译文。

据学者李季统计,“鲁迅的译著共有五百万字,其中翻译就占有二百九十万字,甚至超过了他的著述”。

但是他的翻译思想与理念却少有人问津。

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

“不少学者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

在社会历史大断裂、新旧文化大洗牌的年代,鲁迅在‘拿来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译介工作,形成了其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被誉为‘不仅改写了小说翻译史上的色调,也开启了文学翻译新的风气’。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他大量的精力用在翻译”。

然而,目前只有“鲁迅谈翻译”之类的文章,以及大量的鲁迅翻译实践活动成果,因此,本文将从鲁迅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两个方面探究鲁迅作为翻译家的重大贡献。

二、鲁迅的翻译实践活动
鲁迅的翻译活动横跨启蒙与现代两个翻译繁荣时期,共翻译了14各国家近百位作家200余种作品。

据李万钧先生统计,“鲁迅前后长达33年的翻译生涯中,共翻译了十五国一百一十人的两百四十四种作品”。

鲁迅的翻译活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初期。

早在1903年日本留学期间,他便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及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

1907年与弟周作人合作翻译了俄国、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希腊等国作品并于1909年编印成两本《域外小说集》,仅售出41本,但鲁迅却认为这本书意义深刻:“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

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暮)之感矣。

”二、五四运动至1927年的翻译中期。

以译东欧、北欧以及日本作品为主,内容包括文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如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保加利亚作家佐夫、芬兰女作家明娜.亢德和亚勒吉阿、德国尼采、日本夏目漱石、森欧外、有武岛郎、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厨川
白村等人的作品和著作。

三、1927年以后的翻译后期,也是鲁迅的翻译高峰期。

这个时期他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法捷耶夫的《毁灭》,奥地利女作家至尔.妙伦的《小彼得》。

鲁迅最杰出的译作为一生最后所译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三、鲁迅的译论思想
鲁迅的译作强调“直译”,以信为主,“宁信而不顺”,为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鲁迅关于译论的文
章主要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几条“顺”的翻译》(1931),《风马牛》(1931),《再来一条“顺”的翻译》(1932),《为翻译辩护》(1933),《关于翻译》(上)(下)(1933),《论重译》(1934),《再论重译》(1934),《“题未定”草》(1935),
《非有复译不可》(1935)等。

鲁迅关于译论的最大贡献是关于“直译”问题的论述,在译界论坛高树一帜,留下不少的发前人所未发的佳论。

“鲁迅这一选择,曾引起当时知识界的哗然。

以学者自鸣得意的梁实秋也挖苦说他是“死译”、“硬译”。

鲁迅说:“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我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我还像这样做,并且希望有更多这样做的人,来添一添彻底的高谈的空虚……”鲁迅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意译”,而是胡译或曲译。

鲁迅的文章有时候读来句式不通,其实包含着一种刻意的成分。

在鲁迅的时代,他觉得我们中国的语言表达是不周密的,它是一种审美性的思维,而鲁迅想通过求教于胡人,求教于域外文明,外国的东西,去改变中国人那种八面玲珑的、抒情的、很典雅的东西,他要用生涩的、陌生化的东西来表达,他使我们能够有另
外一种思维方式。

”
(人民网>>读书>>作家专家新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郭珊　陶红灵　2006年11月30日09:04)
坚决主张“直译”。

但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鲁迅所说的“直译”,并不仅仅针对“意译”而言,其含义有别于传统狭义的直译。

鲁迅的直译针对“歪译”而言。

后人曾指出,鲁迅的直译实际上指的是“正译”,涵概了意译在内。

鲁迅主张直译,但同时并不反对意译,反对的是偏颇的所谓“顺译”等错误作法;
二是鲁迅曾将自己的直译说成“硬译”,但鲁迅并非真正主张硬译,是在未得更佳译法时(“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
有出路’了”,为防止“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
)的偶而为之的姑且做法,而仅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理论专著而言;
三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立论是在论及“顺译”“欧化”“归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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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中进行的,同时也涉及到很多译论问题。

鲁迅所说“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是强调尽量忠于原文:强调“信”的第一位,反对有人将“信”摆在第二位(“第一要件是要‘达’”)的错误主张。

他说:“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象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他进一步阐述“宁信而不顺”:“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他继续解释道:“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人被淘汰,被踢开。

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在论述“欧化”问题时鲁迅仍然坚持这一主张:“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我主张中国语法有加些欧化的必要。

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

”鲁迅的见解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鲁迅最为精彩的“丰姿”说发表在《“题未定”草.二》中:“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

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想象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

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

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这段论述不单深入讨论了“直译”的问题,提出“移情”“益智”及“洋气”“异国情调”等重要观点,“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又是鲁迅对于翻译标准的精妙论述,涉及翻译美学等问题,对后人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极有启迪,成为传世之论。

四、对翻译理论的创新
在性质上,鲁迅的确是翻译家,他的翻译理念对翻译理论有很大的建设。

他不仅提倡“直译”,“转译”“跳译”“增译”各手法也能熟练运用(看起来和“直译”相去甚远)。

比如,以《斯巴达之魂》为例,是他从日文转译过来的。

这本身就很有意思,原文(o2 riginal language)———译文(target language)/原文(original lan2 guage)———译文(target language)……,还可以再循环下去。

没有一本翻译书命名过这样一种循环翻译法。

一般都是从一种原文翻译到一种译文。

这种“转译法”几乎从来没有被承认过。

但其
实这种方法在翻译实践中不但存在,而且屡见不鲜。

甚至有人认为其作不是翻译,而是鲁迅先生的创作作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鲁迅这部《斯巴达之魂》和原著对不上,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鲁迅不但改变了原著的名称,而且又运用了“跳译”的方式,把很多地方未翻译,而且进一步运用了“增译”(这是我命名的,翻译中只有“增词法”)的方式,运用文学的想象,增添了很多原文没有的东西(语言、情节等),所以和原作看起来就很不像了。

鲁迅这样做,当时是为了教育国民(有人说是他记不清原著了),合情合理地运用文学方式编了一些故事情节,翻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他吃不准,从未提及。

别人也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种文学想象式翻译方式。

到底是创作还是译作,至今仍有争执。

主要是我们还没有把这种翻译方式纳入翻译理论体系。

五、挖掘鲁迅翻译理念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研究中,叙述鲁迅的翻译活动,大多关注其翻译规模、地点与国际国内学术界交往活动,而本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鲁迅对翻译理论所做出的重大革新与方法实践。

特别是他的“直译”理论的提出,事实上暗合了奈达的“功能对等”论。

还是鲁迅先生说的好:“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些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判断。

”。

对鲁迅的翻译理念进行“后殖民主义”当代阐释,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角度,探究这位中国翻译史上的名人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卓越贡献,不仅对我国当今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翻译传统,弘扬译学民族精深文化,进一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也具有深远意义。

鲁迅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

一言以蔽之,鲁迅使翻译文学化了,他又使文学文化化了,使文化政治化了,使政治意识形态化了。

鲁迅翻译研究已成当代翻译史显学。

历史上对他的定位过于偏狭,没有将其纳入一个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甚至有鲁迅到底是不是翻译理论家的分歧,一般资料只将他作为文学翻译家(指翻译实践)对待。

本研究不仅将把鲁迅从中国推向世界,定义为世界翻译史上的著名翻译家,而且是翻译史上卓越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理念与西方译论异曲同工。

此项研究旨在为中国的翻译理论在国际上争得应有的地位。

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鲁迅.鲁迅谈翻译[M].
[3]鲁迅.鲁迅翻译作品集[M].
[4]方华文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M].2005年02月第1版.
[5]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