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

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
胡远鹏
《山海经》研究有年矣。

自晋郭璞注《山海经》以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余年间，《山海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只限于浅表层次上，正如袁珂先生所言，“山而在山川古今异同”。

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从地理范围上说扩展到世界圈，从内容上说则提出了“信史”说，从研究方法上说则与其他学科开始接轨。

以上三方面，则构成了现阶段《山海经》研究的特征和重点内容《山海经》，特征，世界圈，信史，接轨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胡远鹏摘要《山海经》研究有年矣。

自晋郭璞注《山海经》以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余年间，《山海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只限于浅表层次上，正如袁珂先生所言，“山而在山川古今异同”。

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从地理范围上说扩展到世界圈，从内容上说则提出了“信史”说，从研究方法上说则与其他学科开始接轨。

以上三方面，则构成了现阶段《山海经》研究的特征和重点内容。

关键词《山海经》特征世界圈信史接轨中图法分类号Ｋ２０３近年来，《山海经》这一有重要价值的中华文化瑰宝，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当前，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加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等学科都出现了一些新成果，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合力，为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天，揭开它的奥秘成为有志于发掘它的学者的重要课题，而且，其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现在，这些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和内容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冲破了原有的地理范围，从中国圈、亚洲圈，进而扩展到世界圈。

《山海经》记载的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换言之，《山海经》记载的究竟是中国文化圈、亚洲文化圈抑或世界文化圈？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古今中外学者都没有能够予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堪称“世界难题”。

但是，有这样几种基本观点。

《山海经》特别是其中的《山经》记载的主要是中国本土上的事物，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持此说，而吴承志则认为超越了现今国界到达了朝鲜、日本、前苏联、蒙古、阿富汗等邻国，法国学者维宁则更进一步认为到达了北美洲、中美洲。

———这是关于《山经》。

关于《海经》部分或整个《山海经》，也是异说纷呈。

云南省测绘局扶永发工程师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出版了一本专著《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他认为：《山海经》记载的是云南远古时期的地理和历史，是我国远古时代云南西部东经１０１度以西、北纬２３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就在今日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的横断山脉地区。

但是，王左生在该书《序》中写道：“正象有的学者专家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古代云南是中国人原始发祥地，直至夏朝仍在云南，自商汤前八迁才大规模外迁，实物证据在哪里？说轩辕国、大禹治水、西王母住地等都在古代云南，证据又在哪里？如果《山海经》记述的是殷商以前的云南地理，那时是用什么文字，又何以是今日都认得的汉字？凡此种种，不只是扶永发，就是再众多的学者，甚至几代学者，恐怕都是难以回答清楚明白的。

”这是《山海经》“云南圈”，聊备一说。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青年
学者喻权中在其专著《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山海经·海外经〉考》的《绪论》中指出：“《海外经》对人文历史地理的记载，当时与殷墟卜辞及商末
周初金铭中对人文历史地理的记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则其‘海外’，也必是‘相士烈烈，海外有截’意义上的海外，意指商末周初时中国以外的地方。

”———这基本上是《山海经》“中国圈”说。

但是，正如王士俊先生在《学习与探索》１９９４年第２期上的一篇文章《上下求索巧辟奇径———读〈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中所指出的那样：“然而，登上中国上古文化新大陆的喻权中，也应该看到，他是从方国名、族徵符号入手揭开《山海经》神秘面纱的。

于是，《海外经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国徵、族徵符号的自证。

也就是说被看成族徵、国徵的符号由什么证明？……此外，由《山海经》传递给我们的古文化信息是否仅仅是方国图和族徵符号？在方国、族徵的方位已经弄清的前提下，是否能够探索更深层的华夏民族融合、华夏文化萌芽的原因和初始状态？”凌纯声先生在《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昆仑丘与西王母》中认为：“《山海经》乃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南亚洲，北到西伯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地志》。

记述古亚洲的地理、博物、民族、宗教许多丰富宝贵的资料。

”（台北经联书局，１９７９年，下册，第１５７７页）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７日，蒙文通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研究〈山海经〉的一些问题》，指出，《山海经》，“它所记载的地域，在西方和南方都远远超出了祖国今天的版图。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研究我国以及中亚、东亚各族人民上古时代生活斗争和民族关系的重要作品。

”苏雪林先生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里也说过：“《山海经》的地理并非中华地理———有些是的。

有些则系后人混入———我怀疑它是两河流域地理书。

”（台北，１９７８年，第１０７页）１９９４年，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王兆明先生在《东北师大学报》第５期上发表文章：《〈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

他指出：“我们从《山海经》中看到，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其认识领域是相当广大的。

在东方已达日本、库叶岛和南太平洋诸岛；西方达到中亚和西亚地区；北达西伯利亚乃至极圈以内，南至今中南半岛。

这一广大的认识领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后来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域。

”以上为诸家《山海经》“亚洲圈”说。

看法最大胆的当推宫玉海先生，他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古代的世界地理书，亦即“世界圈”。

１９９５年１月，宫先生在其专著《〈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中提出：“现在肯定地说，《山
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书，它又是一本博物志，一本不可再得的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

”宫先生主要是运用语言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去考证《山海经》的。

他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课题；连公木先生在为宫玉海先生专著所作《序言》中也这样说：“作者宫玉海同志，治学好穷究，尚新异，富奇想。

……余于些固不敢遽信，亦乏胆识相与月旦。

但观其神志，聆其言谈，确若刹那真如，颇似破玄妙之禅机，生神奇之领悟，体现出思维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

人生中果有一刻达到这般自信，也就可以称得‘生得其所’，实亦有足多者。

”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最早的观点是“世界西欧中心”说，二战时又是“中欧中心”说，认为日耳曼是最优秀的民族，应该主宰世界。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中心”说和“中欧中心”说已不攻自破，这时，英国又推出“两河流域中心”说，不愿肯定世界最早的文明中心在中国，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文明，当成欧洲文明的发源，这无疑是个误会。

因为现代的欧洲人，出现在欧洲东部的时间，最早不早于公元１世纪。

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写着，他们的祖先，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又是从哪里迁徙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无论如何也是不清楚的。

然而，在中国的史籍中，却明确地记载着这些民族的祖先，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参与过中原逐鹿的历
史片断。

即使现今西方学者所一致公认的人类最早文明中心之一的苏美尔文明，也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

《全球通史》说：“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

这一点很奇怪。

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这“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中可以得到印证。

《山海经探原》的作者、年届八旬的英山徐显之先生，在其论文《〈山海经〉原貌及其本质的探讨》中也写道：“在研究《山海经·大荒经》和最后一部分《山海经·海内经》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远方绝域的先民与中华民族的祖先，有着同宗共祖的关系。

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就与世界一些地方有着密切关系。

真的，《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说的冰夷，正是今日爱斯基摩人的形象，《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的寿麻国，正是今非洲赤道沙漠人的形象。

……至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见日月所出之山六，恰是今南北美洲的地理情状。

从以上所述种种，就对《山海经》的地理原貌，有了清楚或比较清楚的认识。

”（二）改变了视《山海经》为神话、传说、巫书的旧说，而认定《山海经》是信史、是一部上古世界大观。

在《山海经》研究中，“神话”说则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方面，而袁珂先生则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力。

袁珂先生曾师从许寿裳先生治小说史，１９４６年随许先生到台湾，开始研究中国神话，写出《山海经里的诸神》，发表在《台湾文化》上，从５０年代至今，陆续有关于《山海经》“神话”说的论文和专著问世，著作等身，其中著名的如《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中国神话史》、《山海经全译》、《神异篇》等，一以贯之
四、五十年，锲而不舍。

袁珂先生对神话所作的初步界说是：“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积极的态度。

”当然，《山海经》演变成今天的“神话说”，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渊源
有自。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的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

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

’……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这大概就是《山海经
》“神话”说的源头了，袁珂先生正是这样看的，他说：“从这条佚文可以看出，它（指《禹本纪》———引者）仍然是幻想性的神话记述，而不是客观的科学叙写。

说它和《山海经》性质相类，当不为过。

”明代学者明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它为专讲神怪之书，即“古之语怪之祖”到了清代，纪昀修《四库全书》，又把《山海经》改列在子部的“小说家类”。

《提要》述改列的理由云：“书
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

……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

”这就进一步把《山海经》视为“神话”之作了。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沈雁冰先生在研究中国神话时也一再说道：“我们认为《山海经》是周人杂抄神话之作”，“这是一部
包含神话最多的书，但形式上又极像地理书”，“作者（沈雁冰先生自谓———引者）相信《山海经》的神话价值很高”，“只有《山海经》是一部怪书，既非哲学，亦非文学，亦非历史，也不像地理，（虽然古来之目录家曾把《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可是所含神话材料独多———几乎可说全部是神话；这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

①诸如此类，便是把《山海经》目定为神话之作。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过：“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

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

”到了袁珂先生研究《山海经》之时，则更是把《山海经》铁定作为一部“神话总集”来对待了。

１９６０年，袁珂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的《第一章·导言》中提出：“现在的唯一的保存中国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是《山海经》，”“
《海经》的部分，保存中国古代神话资料最多，是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瑰宝”。

１９６３年，袁珂先生在《海经新释·序》中提出：《山海经》“乃神话之渊府”。

１９９０年，袁珂先生在《山海经全译·前言》中说：“我只是顺着我多年来研究神话的思路，将这部书从它的外壳结构到内容实质来作一番剖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山海经》书中，幻想的事物和常见的事物纷然杂陈，而其总体表现，则仍是神话处于多学科综合体的混沌形态。

它不同于希腊神话，也不同于北欧神话，也不同于印度和埃及等国家的神话，它是比较接近原始记录的神话。

”至此，《山海经》“神话说”一派基本上形成了，这一学派当然还有其他人
，但是袁珂先生为这一派举旗扛鼎之代表，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山海经》神话学派，在理论的构建上却缺少一块坚固的基石。

这一点，连袁珂先生本人也是感同身受的。

１９８３年，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序》里曾说道：“好心的同志常常这么向我说，你研究神话，就应该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观察探讨中国古代神话问题，写出几篇广博深厚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来。

我感谢同志们的好意，也尝试着这么做了，却始终感觉到自己的认识还停留在一般的阶段，不能有更高的水平。

在我看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住一个内容既丰富而又可靠的研究对象。

我认为，我们的神话研究，尚须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攀登理论的高峰。

”他还说道：“连研究对象都没有能够充分掌握，或虽掌握而认识浅近，不甚了然，还说什么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探察呢？”对于《山海经》来说，这两段话也许正说到点子上；换言之，如果《山海经》并不是一部什么“神话总集”，那么，这座巍峨的“神话说”大厦的基础就会了发生动摇，以至彻底坍塌。

在《山海经》研究中，港、台学者也都侧重从神话角度研究，如谭达先的专著《中国神话研究》，李丰懋的专著《神话的故乡———〈山海经〉》，另有王孝廉的论文《梦与真实———古代的神话》、蔡振丰的《〈山海经〉所隐含的神话结构试论》，等等，不一而足。

英山徐显之先生在《山海经探原》一书中辟一专章述及《山海经》之怪物，他认为其物、其人、其地、其事、其文均非怪，“《山海经》一切现象，几乎全部都可以用唯物的观点加以解释。

”宫玉海先生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神’是神化了的人，‘神话’是神秘
化了的历史。

”公允地说，这种勇于质疑，敢于否定前人、名人的求实精神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力量，许多科学史、文化史上的新发现，无不显示出研究者富有挑战性的气魄和胆识。

（三）与国外高新科技及其他学科研究开始接轨。

１９８６年，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在《〈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一书中指出：“要探讨古代中国的‘外部世界’，《山海经》是唯一不可缺少的古文献。

日本古代习惯称《山海经》所记述的世界为神界。

”１９８７年，他又在《中文版序》中说：“《山海经》自成书以来，一直被视为地理书，神话传说集，甚至视为荒唐无稽之作。

当然，如果仅从其外在形式看，它确实记录了古代的地理、神话传说以及妖怪鬼神的名称、形状。

但是，如果究其内涵，则会发现它实在是了解先秦时代民众生活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我这本小册子就是把《山海经》专门作为民俗学资料来论述的。

”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山海经》研究的视角。

岂但如此，实际上，《山海经》是一部难得的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在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强调它的历史价值，有的研究者强调它的地理功用，……见仁见智，各人角度不一。

目前，对于《山海经》中一些记载的研究，但呈现出一种多学科共同攻关的态势，并与国外高新科技频频接轨。

比如：“是谁第一个到达美洲？”“印第安人来自何处？是谁的后裔？”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
就广涉地理、历史、民族、语言（文字）、天文、历法、考古、人种诸多学科，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山海经》中却早有记录在案。

著名的考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曾在《中华祖先拓荒美洲·序》中说过：“亚洲和美洲的史前文化联系，蒙古人种或中华祖先向美洲移民并开拓美洲，已成为世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最有意义的重要课题之一。

这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正如周谷城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于整个世界史有贡献，另一方面于中国史有贡献，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应该感到自豪。

至于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更不必说了。

’”关于哥伦布是否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若干年来，历史书上都说，是１５世纪时意大利人哥伦布（约公元１４５１－１５０６）第一个“发现了新大陆”———美洲，世人均信之不疑。

然而，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这个答案却发生了动摇。

史书记载，哥伦布是在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其时只相当于我国明朝弘治年间，距今５００年，晚矣哉！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１９８２年底，联合国在讨论纪念哥伦布１４９２年１０月“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５００周年的活动时，就发生了一场大辩论。

冰岛代表团说：哥伦布并不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一个叫列夫·阿列克辛的挪威航海家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就登上了美洲。

爱尔兰代表团则宣称：早在哥伦布之前，爱尔兰传教士就到美洲旅行了。

②在西方汉学家中，关于中国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１０００年前已到达美洲的讨论，已进行了２００多年。

１７５２年法国汉学家金勒，依据《文献通考》第３２７卷中扶桑国的纪事提出了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

１７６１年，金勒在《中国人之美洲海岸航行及关于居住亚洲远东之几个民族的研究》中，提出扶桑即墨西哥，公元５世纪，中国僧人慧深已到过扶桑国。

③１９９２年，原《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连云山先生发表专著《谁先到达美洲》，认为中国人法显比哥伦布早１０８０年到达美洲。

１９９３年，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黄龙在《江苏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大陆》，指出：早在公元５世纪，即有中国人（法显）登上美洲大陆的文字记载，并从民俗文化学、地理学、植物学等方面进行了考证。

当然，这也不是中国人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最早记录，最早记录应是中国古籍《山海经》。

实际上，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非无人之地，这块土地早已有了自己的主人，哥伦布把他们称为印第安人。

在当时已知的世界文明之外，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完全独立发展的印第安文化，这一点在欧洲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困惑，一个新问题产生了：印第安人从何而来？曾经有人认为印第安人起源于美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从亚洲和大洋洲迁移过去的。

由于迄今始终没有在美洲发现任何类人猿和直立猿人之化石，这足以说明美洲之原始土著印第安人只能是来自另一大陆。

早在１６世纪，西班牙人何塞·阿科斯塔就提出人类是单一起源的，美洲的印第安人可能是亚洲人的后裔。

１８世纪，俄国学者克拉契尼科夫第一次提出了古人类经西伯利亚迁至美洲并形成印第安人
的假说，至今，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仍持亚洲远古先民经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观点。

从考古人类学来看，美国学者Ｒ．Ｍ．昂德希尔在《红种人的美洲》一书中指出，南北美洲都没有发现从类人猿到上腭骨突出、眉弓大、头颅小的“半人类”的长期发展迹象，也没有发现人类在灵长目中的近亲巨猿化石。

依此可以断定，印第安人历史的第一幕不是从新大陆开始，他们的祖先一定是外来的移民。

从考古文化学来看，何丕荣１９９２年６月６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是谁先到“新大陆”？》文章指出：“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美洲，
特别是在墨西哥发现了大量具有我国殷商时代至宋朝以后文化特征的文物和文化
遗迹，据统计，其中已发现汉字５９个，加上重复的汉字，共计已有１４０多个。

从这些汉字的字体上看，从殷朝到宋朝，几乎都有。

……墨西哥的基奇霍夫教授说：‘在欧洲人入侵以前，当地居民使用的所谓阿苏特克历法，是中国人发明的。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发现古代中国和哥伦布以前的墨西哥文化有着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都有以龙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求雨仪式，三脚支撑的陶器，用玉器作为陵墓装饰物和造纸工艺，等等。

欧阳明、王大有、宋宝忠、王双有等人对此征之甚详，其论文如：《玛雅八卦太阳历之谜破译》、《古代美洲奥尔梅克
玉圭商殷文研究》、《轩辕黄帝移民美洲》、《殷人后裔在何方》，其专著如：
《龙凤文化源流》、《中华祖先拓荒美洲》等。

从人类学来看，近几十年来人类学的飞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证据，充分证明印第安人在人种特征上同亚洲的黄种人是非常近似的。

所以，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一种假说，叫“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

他认为，人类的老祖先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进入美洲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殷商文明与中美洲的玛雅等文明可看作同祖的后代，可以把它的祖先文化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祖先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

从地理学来看，关于古代从亚洲向美洲移民的路线，现在基本上也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其中一条路线就是经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或白令陆桥到达阿拉斯加，再扩散到整个美洲大陆。

目前在亚洲和美洲大陆之间隔着一条白令海峡，其最窄处仅８５公里，最深处５９米，每年１０月到翌年７月封冻，从冰上跨越是很可能的。

另在冰期内白令海峡四次露出海底，成为一道陆桥，最宽时达１０００多公里，从而为从亚洲向美洲移民提供了一条坦途。

从亚洲“走到”美洲的现代可行性证明，可以参见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３０日《信息日报》上袁平的文章《三名蒙古人步行万里吊唁李小龙》。

据称，３名蒙古功夫爱好者从蒙古出发，步行７个月，每人穿坏５双牛皮鞋，最终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大城市西雅图（白令海峡是坐飞机穿越的）。

从语言学上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勒顿分校人类学教授奥托·Ｊ·冯·萨道夫斯基有一个重要发现：今天居住在蒙特利、博德加、萨克拉门托、圣华金等地的印第安人，和生活在今天原苏联乌拉尔山区的６千沃尔古人及１．７万奥斯加人在语言上极为相似，以致今天加利福利亚印第安部落中几乎有８０％的口语在他们亚洲西伯利亚部落中还在继续使用。

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语言系统。

也就是说，北美的印第安人祖先是从西伯利亚过去的。

“西伯利亚”者何？据宫玉海先生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中考证：“公元前１１９１年……王季成了西伯，就是西方之长，代管西方诸侯国。

后文王昌，号西伯昌。

‘西伯利亚’这一名称源于此”。

由此可见北美的印第安人祖先最早应是在中国。

再从国外高新科技成果来看。

据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９日《文萃》（湖南）转摘自《新华每日电讯》的文章《美洲印第安人祖籍在中国》称：长期以来，科学家们认为许多美洲印第安人是早期横渡太平洋的中国水手的后裔。

美国生物化学家通过对印第安人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的分析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论证。

美国佐治亚洲亚特兰大埃墨里大学的道格拉斯·华莱士教授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现在活着的美洲印第安人的部分ＤＮＡ与亚洲、波利尼西亚群岛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的土著人的ＤＮＡ是相同的。

这种线粒体ＤＮＡ中含有３７个基因，这些基因总是从母亲遗传给孩子，因此在跟踪血缘方面是不会出错的。

华莱士教授的同事塞奥多尔·施舒尔博士说，现在看来，史前有两次从亚洲移往美洲的移民大浪潮。

第一次发生在２万至４万年以前的冰河时期。

当时人们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