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前十年

中国现代文学的黎明
——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10级汉本三班张欣然
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从1917年到1927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文学”逐渐过渡到“新文学”，作者檄文不再受统治者严厉地控制，思想空前解放，涌现出许多著名作家与新文学。

——题记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以“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晚清裘廷梁等呼吁提倡过白话文以及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为背景，文学革命爆发。

但作家在此时只是模仿与借鉴世界文学，并没有出现那种足以造成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向现代突变的作家。

改变这一现象的是影响中国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尝到思想自由；二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为这场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激流裹挟而下，势不可挡。

文学革命发动后，很快便形成规模和声势，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取得重大实绩。

首先是白话文全面推广；第二是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呈现出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第三是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第四是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

（一）鲁迅
在第一十年里鲁迅的出现成为此时迷茫的中华民族的福音，为此时麻木的中国人进行思想鞭挞，他的精神深刻的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拥有独立而又超前的思想，他看到了当时国民的劣性，创作出一系列代表那个时代的小说，他深刻的见解与犀利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硬汉在向全中国呐喊，他的一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更是其思想的典型。

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

小说总是以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进行写作，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看与被看”和“离去——归来——再离去”成为《呐喊》、《彷徨》中的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鲁迅的小说往往在结构上有一个“顶点”：或是情节上人物的死亡，或是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又反弹出死后之生，绝望后的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更是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

鲁迅勇于创造新形式，并且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

鲁迅《呐喊》、《彷徨》正是“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

鲁迅不仅创造了现代小说的经典《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更是在传统文学最具实力的散文领域创造了经典的《朝花夕拾》与《野草》。

《朝花夕拾》平易、自然，《野草》充满了奇峻的变异，语言是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华丽、艰涩，文体也发生了变异：其明显地变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戏剧化的倾向。

鲁迅用自己的笔杆，让麻木的国民从麻木变得清醒，让绝望的国民从绝望中走出。

鲁迅呐喊，让无数中国人不再彷徨。

（二）小说
第一个十年里，域外小说的大量翻译；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新文化运动为文学革命提供动力与契机，并涌现出鲁迅等小说创作，由此“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

“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造成了一群“问题小说”家，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建立了现代市镇和乡土文学的基本叙述模式。

“问题小说”的作者并不都是纯粹的写实派。

“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鲁迅《伤逝》，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叶圣陶《校长》、《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

“问题小说”作家大部分后来都先后倾向于现实主义。

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其代表作家及作品：鲁彦《柚子》、《菊英的出嫁》，彭家煌《怂恿》、《活鬼》，台静农《地之子》、《烛焰》、《新坟》、《建塔者》。

乡土小说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用巨大，大部分乡土作家从关心个人的感伤情绪、个人的回忆，到关注社会和民众，从浪漫理想转向对现实的探索：并纠正旧小说遗留的简括是叙述方式，加强实地描写，加强场面、人物的细节描写，小说的重心由情绪、情节的展示转向以人物为中心的刻画。

在“五四”的“问题小说”和“人生派”写实小说中，受本国文学承传和外国抒情文学的双重影响下，出现了抒情小说体。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是“自叙传”抒情小说，其思想语源来自19世纪西欧的浪漫主义、20世纪初日本“私小说”以及当时国内的时代面貌和精神价值取向。

其代表作家及作品：郁达夫《沉沦》、《银灰色的死》、《茫茫夜》、《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

又有主观型叙述小说，其代表作家及作品：庐隐《海滨故人》、《象牙戒指》，淦女士《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凌淑华《酒后》、《绣枕》，废名《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

此外还有，专写性爱小说的张资平：《约檀河之水》、《冲积期化石》、《飞絮》。

历史小说早期作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

鲁迅的《补天》、《铸剑》，是浪漫想象和现实讽喻的产物，郭沫若的《函谷关》、郁达夫的《采石矶》，情感外露，纯是借古人之口说一己之言的写法。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第一个十年小说开放性发展的景象。

（三）通俗小说
所谓“通俗小说”，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
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民国旧派小说
1912年到1917年这五年是所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的繁盛期。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是他们的常用语词。

旧派言情小说的代表徐枕亚《玉梨魂》、吴双热《孽冤镜》、李定夷《玉怨》，并且三人被称为“三鼑足”。

谴责小说的代表李涵秋《广陵朝》。

新文学迫使旧派向“俗”定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相辅的“文学革命”的兴起是激进的，它站在弱小的地位与庞大的旧文学对抗，也无法与开始有了一点“现代性”变动的旧派文学共处。

出现了言情小说——张恨水《春明外史》，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赵焕亭《奇侠精忠传》，姚民哀《山东响马传》，滑稽小说——徐卓呆（“东方的卓别林”）《万能术》、《浴堂里的哲学家》、《小说材料批发所》，侦探小说——程小青《神农》、《活尸》。

整个通俗文学在放弃部分读者市场，面向民间之后，受新文学先锋作品的压力，在小说文体上一直围绕如何改造传统的“章回体”而发生变动。

（四）郭沫若
郭沫若在现代文学是撒谎能够使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

他是鲁迅在本世纪初热切呼唤、终于出现摩罗诗人，又是新中国的预言诗人。

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世人创作个性的统一。

诗的抒情本质的强调，以及诗歌个性化的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对诗歌艺术认识的深化；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

狂放自由的艺术想象力，其形象特征为“人与自然，合二为一”或“拥有驱使万物的神力”，“我”有着飞动的色彩，赋予破坏和创造力之美，形式自由、不拘一格。

（五）新诗
新诗要求“做事如作文”：一是打破诗的格律，二是以白话写诗。

其主要实践者：胡适《尝试集》，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

1922年，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了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

新诗的阵地：《新青年》《学灯》等。

早期新诗代表及其诗作：胡适《蝴蝶》、《鸽子》、《人力车夫》，沈尹默《月夜》、《三弦》，刘半农《相隔一层纸》，俞平伯《冬夜之公园》，康白情《草儿》。

在诗的形式上，早期白话诗主要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

郭沫若的《女神》，湖畔派诗人：汪静之《蕙的风》、冯雪峰、潘渶华、应修人，“小诗体”（哲理小诗的出现）代表：冰心《繁星》与《春水》以及宗白华《流云小诗》，抒情诗：冯至《昨日之歌》、《蛇》、《我是一条小河》，叙事诗：《吹箫人的故事》为“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新月派的诗意观：理性节制情感，格律化的主张。

闻一多是前期新月派“领导文学潮流”的代表诗人，却最集中地体现了新月派的内在矛盾，其作品《红烛》、
《死水》。

徐志摩是贯穿新月派前后期的重镇。

他热烈追求“爱”、“自由”与“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他那活泼好动、潇洒空灵的个性及不受羁绊的才华和谐地统一，形成了徐志摩诗特有的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其作品《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

朱湘是新月派又一位重要诗人，其作品：《夏天》、《草莽集》、《石门集》。

康白情、俞平伯、穆木天《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提出“纯诗”的概念。

“纯粹的诗”的提法：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

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旅心》，王浊清《圣母像前》，李金发《微雨》、《食客与凶手》、《为幸福而歌》，冯乃超《红纱灯》）王浊清在与穆木天的讨论中，有突出了“感觉”的因素，强调“色”、“音”感觉的交错，主张“作者需要为感觉而作，读者需要为感觉而读”。

（六）散文
“五四”时期散文格外发达，甚至成绩超出其他文体，原因在于：1.文体自由；2.散文简短，易成篇；3.向传统文学示威；4.“化传统”化得好。

现代文学中率先兴起散文的作品，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论，统称杂文。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杂文最具代表性），而《新青年》、《语丝》分化后，在周作人麾下聚集的自由主义作家群，所谓“言志派”散文流派。

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了“美文”的概念，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闻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土地”。

“言志派”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周作人《美文》，俞平伯《杂拌儿》、《燕知草》，废名《竹林的故事》，钟敬文《荔枝小品》。

在“五四”美文创作中的“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所谓“冰心体”的散文是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

所谓冰心“心中要说的话”即“爱的哲学”，即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

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脍炙人口名篇的散文家，其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此外还有丰子恺《缘缘堂随笔》、《续缘缘堂随笔》，梁遇春《春醪集》、《泪与笑》。

文学研究会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家：许地山、茅盾、叶圣陶、王统照、瞿秋白《俄乡记程》。

创造社在“五四”时代是狂飙突进的浪漫派，这一派作家的散文，与其小说和诗歌共同的基色，郁达夫（《归乡》及《还乡后记》）和郭沫若（《月蚀》、《卖书》）是主要成员。

“语丝”派以1924年创刊《语丝》杂志为创作集结地，不过作为一个散文流派，与《新青年》有较明显的渊源关系。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语丝”派的核心作家，主要成就在于短小犀利的杂感，所谓“语丝体”是“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

“现代评论派”代表陈西滢，思想意识上属于徐志摩一派，是《现代评论》上的“闲话家”。

（七）戏剧
话剧，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是在19世纪末经由西方侨民传入中国的：1866年上海西人业余剧团建立了第一个正规剧院——上海兰心剧院。

中国人演话剧是从教会学校学生的业余演出开始的。

先后上演的剧目有：《官场丑史》、《六君子》、《张文祥刺马》等，都有很强的时事政治性。

“爱美剧”也叫业余戏剧，是由文明新戏职业化与商业化所产生的弊端，以非营业的性质提倡艺术的
新剧为宗旨。

“小剧场运动”培育的田汉（《梵峨嶙与蔷薇》、《苏州夜话》、《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南归》、《获虎之夜》），丁西林（《一只马蜂》、《压迫》），胡适（《终身大事》），欧阳予倩（《泼妇》），袁昌英（《孔雀东南飞》）等话剧文学开创者。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黎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束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坚固的基石，有了这十年奠基，往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才能够更加灿烂夺目。

参考文献：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