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论学说(政治学)

国家理论学说

关于国家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包括国家的起源、概念、本质、职能；国家的类型、形式、结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国家与革命的关系；治国安民的方略；以及国家发展规律等学说。国家学说是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自国家出现后，便逐渐产生了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学说。古今中外各个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问题作过论述，随着人类对国家认识的逐步深入，国家学说也逐步发展。但国家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国家理论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一些国家理论往往带有阶级偏见。因此，长期以来国家理论很混乱，直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诞生后，才从根本上澄清了国家理论问题上的混乱。

西方历史上的国家学说大致可分为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及近代几个

阶段。

古希腊的国家学说西方最早的国家学说是古希腊的国家学说。公元前4世纪，

苏格拉底和德谟克利特等就已谈到国家的起源、本质等问题，对各种政体也有所论述，但没有完整著作留传下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他们的学说反映了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奴隶制国家的状况。他们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用人的心理和生理需要来解释国家的起源、目的和使命，宣称国家的出现是人的本性的完成。柏拉图把国家归结为人类要求互助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合群的天性和品德，是由家庭而村社而国家自然地生长起来的，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古希腊城邦众多，形式纷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十分重视对政体的比较研究，企图找到一种最好的政体形式。他们认为国家如何、政体的区别，皆以国人的“品性”、“性情”而定。柏拉图把政体分为：贤人政治、军阀政治、富阀政治、平民政治和专制政治，而以哲学家为国王的贤人政治是“理想国”政治。亚里士多德则第一次对国家政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政体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是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是城邦居民用以分配政治权力的体系。他把政体分为王制（君主政体）、贵族（贤能）政体、共和政体，认为统治者若不照顾全邦共同利益只顾自己的利益，上述三个正宗政体就会相应变态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城邦危机，调和奴隶主内部的矛盾，维护奴隶制度及其国家，亚里士多德把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组成的兼顾贫富两者利益的共和政体视为最理想的政体。

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学说在5～15世纪，基督教教会在西欧封建社会各领域居

统治地位，而君主制则是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形式。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神学国家论或君权神授论也相应地占据统治地位。A.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是神学国家论的代表。他们的国家学说的中心是论证国家权力来自上帝，以及神权与俗权的关系。他们在国家起源、

目的，特别是国家政体等方面都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加以神学化的改造，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国家。强调神权高于政权、国家从属于教会，断言国家的目的是伦理的，国家是引导公民达到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的组织，是为了“维持正义和公平”，是实现和平和制约犯罪行为的工具。他们推崇君主专制主义的政体，以抬高君主地位来加强上帝的尊严。在14世纪，代表市民阶级利益的思想家马西略一反当时流行的教权至上的传统观念，宣扬反对教权、支持王权的激进观点；认为国家的主权在立法者，而公民永远是最高的立法者。但他同样没能摆脱神学思想的束缚，推崇君主制政体。这一时期的国家理论并没有重要的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学说文艺复兴是在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形成

时期发生的。N.马基雅维利和J.博丹是这一时期国家学说的代表。他们的学说具有反封建的人文主义色彩，反映了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促进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求。马基雅维利从现实的国家出发，主张把政治与道德分开，他虽然认为共和国是理想的国家形式，但为了当时意大利的统一，他强调需要强有力的王权作为国家的核心，国家应具有绝对的权威。他论证了保持君主至上权威的重要性，并详述了为君之道。博丹是第一个系统论述国家主权学说的思想家，他把主权作为国家与其他机构相区别的特权，认为主权就是制定和废除法律的绝对的、永恒的权力。主权产生于人类的需要，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只是那些承认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某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家庭的联合体。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国家学说17世纪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

有了很大发展，荷兰、英国、法国等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以T.霍布斯、J.洛克、孟德斯鸠、J.-J.卢梭、I.康德、 G.W.F.黑格尔、T.潘恩等为代表的启蒙学者，批判封建主义的国家学说，试图设计出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蓝图。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君权神授说，从人的角度，根据所谓理性原则重新研究国家。对国家的起源、定义、实质、国家权力的起源、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使国家学说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进了一大步。严格地说，国家作为独立的科学研究对象，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为了反对君权神授说，启蒙学者都重视国家起源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社会契约论。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为了私利而冲突和战争，因此人们缔结契约建立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来统辖一切；他强调建立强大的国家，主张实行君主制。洛克则认为人们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因此，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没有绝对的权威。政府和执政者如果违背职守，人民可以收回给予的权力以至推翻它。洛克反对专制政体，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国家制度，为此他倡导分权说，主张国家立法权应与行政权分离。孟德斯鸠发展了洛克的思想，深入研究了各种政体，创立了三权分立说。认为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必须分开，相互牵制，否则将产生种种弊端。卢梭是人民主权论的集大成者，他从政府权力的性质、行使的方式上划分政府的种类，分析各种政府的优劣。认为政府问题的要害是主权在民，他赞成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卢梭把国家起源的契约说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学说结合起来，把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人类不平等作为订立契约建立国家的历史条件，认为是富人发明了国家。这是卢梭国家学说的一大特色。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潘恩集中了启蒙学者关于国家体制理论的精华，论证了关于代议制与民主制相结合是最好的政体，他是较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反对特权，反对对个人效忠的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特点。黑格尔不同意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