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的经济思想

【摘要】《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伟大的经济学文章。其中包含一些难能可贵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经济思想。文章仅从太史公的重视财货、商业活动及其原则和个人致富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其经济思想。以期对我们现代经济建设进行对照和参考。

【关键词】重视财货；商业活动及原则；个人致富

【作者简介】艾军（1980－），男，河南邓州人，广西大学文传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籍整理；麦晶晶（1981－），女，广西梧州人，广西大学文传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籍整理；王艳玲（1981－），女，山东东营人，广西大学文传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籍整理。

在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中，有几篇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货殖列传》。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中，作者开创性地谈到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反映了其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已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所证明。因而，他的这篇《货殖列传》也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圭臬。司马迁在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活动原则和思想，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暗合之处，因而给我们当代经济建设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史记·货殖列传》先叙说了财货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以此引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努力去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继而论说了天下各地的物产及其经济生活特点等；最后以几个具体的事例说明了“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1】的道理。这篇《货殖列传》概而论之，有这么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

一，重视财货，并给以适当的地位的宝贵思想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主要是儒家思想）往往是重义轻利的。在这种传统文化观中，我们过多的强调了义，而对利是不屑于谈论的。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导的影响所致。先贤孔孟都对义利进行过论述：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为后世津津所道，从而逐渐形成一种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而这种重义轻利思想必然导致士人轻视财货，对经济事务漠不关心，而只是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层面的问题。但在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财货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大胆肯定财货，谈论财货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且给财货一个恰当的定位。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像这样大量列举物产财宝在他以前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中，不能说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很少见的。他在文中不回避现实生活中那些不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内容，大胆肯定其重要性，这反映出司马迁的可贵的朴素唯物主义精神。这与我们今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恩格斯说：“一个十分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终于被承认了。”［2］也就是说，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生活中物质是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人们的意识形态。司马迁赞同并引用管仲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反映了他看到了物质的决定力量。司马迁正是认识到这种物质的决定作用，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谈了财货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指出：“《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正因为物质有这样大的决定力量，可以使人们的生活状况产生巨大的反差，才使得人们竞相追逐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财货不仅使人身体得到安逸享受，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的思想意识以及社会地位。司马迁在这篇《货殖列传》中并没有否定人们对于财货的追求，也没有

对财货的多寡造成人们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进行苛责，而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之理。这种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有其正确性。可见，司马迁对财货的定位是：财货是人们生活的必备物品，人们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无疑他的这种定位是科学的、正确的。

二、赞同商业活动，提倡自由平等的商品经济原则

列传一开篇就引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著《史记会注考证》【3】,引胡鸣玉、梁启超之论,并益以己见,对此作了解释。他的《考证》说:“胡鸣玉曰,輓,与晚通。晚近世,用此晚近世之俗也。愚按,言必用老子所言以涂塞民耳目为务, 则不可行也,下文说明其义,正义以行为行迹,非是。梁启超曰,老子所言,上古之俗也,上古道路未通,所至闭塞,一林之障,一川之隔,则其势不能相通,于是沟然画为一国。山人乏渔,泽人乏木,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操作之人甚劳,而所获乐利甚寡,遇有旱干水溢,更复无自振救,不相往来,其敝乃极于此,是孟子所谓率天下而路。太史公最达此义,故篇首直揭邪说而斥为涂民耳目,老氏自言法令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正涂民耳目之确诂,以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而指为郅治之极。故史公作传,开宗即明此义。”可见，太史公认为小国寡民的状态是不利于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司马迁对老子的经济思想是批判的，他提倡打破封闭，促进交流从而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

太史公继而又引了《周书》的几句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4］强调了“商”的重要性。《辞源》说,《六韬·六守》以农工商为三宝。可见，“商”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沟通农工商的重要作用。所以司马迁因而认为商业在社会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行业。他当然明白农、林、畜、牧和手工业创造财富的根本作用。但他更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他强调农虞工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这与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重农思想——大相径庭。司马迁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这种独树一帜的见解和主张，反映了他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即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即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万物“商而通之”，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当然，在必不得已时，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不过要尽量减少；再次使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强制、干预，最下策是与民争利。据此，我们从《史记》的另一篇谈及经济的文章《平准书》中可以看到，司马迁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即公元前194年至前180年。因为在这个时期，正是官方在黄老思想指导下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时候。而此后的文景之治时期，皇帝主动“劝农耕织”，这就属于司马迁所说的“教诲之”了；到武帝时期，政府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与民争利”了，是他所反对的。

三、要想做发家致富的“能者”，就要具备“灵活”和“诚一”的头脑

使自己的财货增殖，逐渐达到富足，这就是司马迁认为的“货殖”的精义所在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够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史记》中司马迁也不回避这些商界英雄，并为他们立传，使之留名于后世。在《货殖列传》中，太史公举了几则发家致富的“能者”的例子，并告诉了我们他们致富的诀窍。其实这些经商取得成功的秘密早就成为我们现代人熟知的一些商业规则。比如，在商场上，“能者”应该具备灵活的头脑，随时适应不断变化的商情。在列传中，司马迁举了白圭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白圭，周人也。当魏文候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文中还列举了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