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一所只存在于抗战时期的大学

西南联大：一所只存在抗战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1938年，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胜利关闭”，三校各自北归复校。

在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是什么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传奇？

1 三所名校，怎么管？

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校务，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将三校学风熔为一炉的西南联大，则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

2 投笔从戎：抗战的生力军

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在今天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832位（共刻有834个名字，有两人重复刻名，实为832人）从军学生不完整名单。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长沙临时大学时期295人从军学子绝大多数未列入。两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从军人数比例高达14%。也就是说，每一百位学子里便有14人投笔从戎。连校长梅贻琦的一儿一女也投军，分别加入中国抗日远征军和空军，一时传为佳话。

贡献有多大？我国著名翻译家，后来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联大就读时，为飞虎队准确翻译了一份情报，粉碎了日军对昆明的一次空袭。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对火焰喷射器准确翻译，对其在缅北战场上投入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牺牲有多大？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校友戴荣钜，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炸长沙，途中与敌机遭遇，不幸机坠。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校友王文，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从军名人有几多？现代诗歌第一人的穆旦值得一提。那时，穆旦已是西南联大的留校教师，却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5军军部供职。他后来参加了远征军兵败缅甸后的野人山大撤退，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参加抗日远征军在缅北作战的联大学生兵中，走出一位中科院院士——被称为“世界光导纤维之父”的黄宏嘉。

3 联大的“长征”

三所学校南迁的历史，也堪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长征”。最艰苦的一段，就是由常德出发，徒步到昆明，这便是号称“文人长征”的“湘黔滇旅行团”。

对于旅行团的师生来说，困苦不堪的旅途最大的收获，便是接触到了更为广大、更为真实的中国。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有的是千年以来的落后封建。“中国这么大，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了。”闻一多感慨道。

图为旅行团抵达昆明。（资料图/图）

旅途的第68天，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284名师生抵达昆明。梅贻琦带领着欢迎队伍在桥头迎接，眼前一个个出现的故人都已换了沧桑的面孔。长征结束了，而西南联大的路才刚刚开始。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一路的跋涉已为它做了注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

4 艰苦的办学环境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当时，梅贻琦邀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联大设计校舍。然而，因为缺乏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当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填补了西南联大的校园，无法想象，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家的设计。

如今的云南师大校园，仍保留着一间铁皮屋顶教室。这是西南联大仅存的土坯墙教室，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下6个字：“现在停课赏雨。”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仍记得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

5 穷得叮当响的教授

生活拮据是教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1941年12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乃自暑假以来，物价又复飞涨，比于战前多高至30倍以上。”“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600元，以物价增长30倍计，其购买力只等于战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有时，教授们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得无奈摊手：“我是教授。”乞丐听闻掉头便走，连他们也知道，教授们穷得叮当响。

华罗庚曾与闻一多一家共同生活在一间16平米的茅草屋里。闻一多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家住屋子西头，以一块花布相隔。下雨时，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和饭缸等聚集起来，抵挡漏雨。后来，华罗庚写了一首小诗，描绘那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