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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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背景
经济是现实的产物,经济理论也是为现实服务的,经济学理论之所以有其存在的价值,乃是因为它符合了它所处时代的要求;同时,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更是理论产生必不可少的背景.布坎南所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点.首先,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浪潮中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西方各国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力量的增强,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也不断扩大,其结果是政府机构不断膨胀,政府资源浪费,国家干预陷入困境.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政府失灵以及政府行为分析时的经济人假说,并以此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倡新自由主义.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MegillBuehanan),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布坎南相继任教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讲授经济学.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期间,他和沃伦.特纳于1957年创建了具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杰斐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开始致力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1963年和戈登图洛克一起创立并领导公共选择研究协会,1969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成为全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基地.布坎南还先后担任过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西部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职务,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布坎南的著述十分丰富.30多年来,围绕公共选择这一领域布坎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其代表有:《赞同的计算》(1962年,与图洛克合著),《公共选择理论》(1972年,与托利森合著),《赤字中的民主》(197了年,与瓦格纳合著),《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的政治应用》(1984年,与托利森合编),《自由,市场和国家》(1986年)等.在公共选择这寸崭新的研究领域中,布坎南进行了深入,系统,多方面的探讨,他的开创性研究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布坎南被称作公共选择学派之父是当之无愧的.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创造性工作的产物,但布坎南的创造性工作并不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操入发掘与大量吸收前人经济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和一些基本命题,直接来白一些被布坎南视为先驱者的早期经济学家,布坎南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渊源.(1)斯密的经济理论.斯密关于市场自发秩序的原理及由此得出的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义的论断,对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形成启发很大.布坎南认为,经济自发秩序的原理是政治经济学唯一确切的原理,对于市场运行过程的理解是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充要条件.如果这些基本原理被忽视,那么,永葆个人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基本原理已被人们遗忘了一百多年之久,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回到声典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去.布坎南明确指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活动的运行所提供的洞察与亚当,斯密原来对市场运行所提供的洞察是相吻合的.(2)威克赛尔的经济思想.在促使布坎南把政治决策分析结合到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方面,活动于19世纪后期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赛尔的经济思想起了直接的作用.布坎南对威克赛示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视为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渊源.布坎南明确指出:没有威克赛尔的影响,我的这次获奖是不可能的.我的许多贡献,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和财政理论领域的那些贡献,都可以看作是威克赛尔命题多样化的复述,发挥和扩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威克赛尔无愧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先驱者的称号,因为我们在他1896年的著作中发展了这个理诊赖以建立的三个基本要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3)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理论.1956年和1959年布坎南两度以研究学者身份赴意大利研修,其间他接触了许多有关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公共财政字派的学术资料.公共财政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麦奇维里曾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运行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麦奇维里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集团,并且明确提出统治阶级的行为是自私的,他们以社会名义作出的公共决策只是着眼于本集
团的最大利益.就公共财政政策而言,统治阶级的决策目标仅是选择那些使被统治阶级的抵制最小化的财政政策,而并不以真正的公共利益为转移.布坎南正是在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抛弃了国家是一个慈善君主的浪漫看法,对政治活动特别是政府行为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府的崇拜者变为政府的批判者,并最终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这正是公共选择学派最响亮,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此.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
基本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的推广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即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假设引入分析之中,将其运用到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公共选择学派以有理性的经济人来分析政治市场交换中产生的各种弊端.在分析过程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1)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因为个体是组成群体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了集体行为.这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条件.(2)经济人假定的分析在政治学中再现.经济学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于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这就是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的特征.(3)政治学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交易特征分析.布坎南认为经济学中的基本命题不是选择(如消费者选择最有利的消费组合,生产者选择最大利润的生产组合之类)而是交换,即不同经济个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政治活动领域也一样,重要的命题并不是社团,党派与国家,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之间或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三,理论观点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布坎南指出,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向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经济学早已定义的经济人.布坎南认为,经济人的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是遵守趋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为准则.每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决策时,都以个人的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为基础,不仅注重自己从公共决策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自己所要花费的成本.没有理由认为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差别,他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而行事的.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一个选民总是愿意投票赞成那些顶计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投票赞成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的甚至损害的政治家.布坎南着重指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他们像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也可能有促进公共利益的某些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很容易被其它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压倒.布坎南强调指出,人们并不会因为占据了局长或部长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会改变.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尽管大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政洽家和官员们的的确确具有经济人的基本性质.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布坎南对当代西方政体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首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不少人都虔诚地认为,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