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品与人品

2015年浙江卷(适用地区：浙江)高考作文题：

材料如下：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偏急则为文急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金代元问好＜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

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文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文章与人品

窃以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与“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不过是现实中对于不同人不同情境都实际存在的情况，它们没有对错之分，只是都以偏概全了而已。

论证一个观点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摆事实举例子。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除去隋唐以前取士以文才著作、人品操行并重的时代，我们有着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科举取士的传统。科举制度的结果就是，无论文武，为官做宰的人基本都是饱读圣贤书，所作诗文皆围绕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现世开太平”的主题。但是真的所有官员都言真意切吗？虽然很多忠臣良将以自己的才学甚至生命践行自己的承诺，但是同样贪官佞臣在各朝各代也都层出不穷。由此可见，言为心声，言非心声都是现实中比比皆是的情况，对不同人，可能就有不同的结论。

可能有人会说，“言为心声”主要讲的是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性格是一致的，不单指作品中表达的情怀抱负与其实际行动的一致性。这里就要借用宝钗的一句话了，“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红淀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媚语”。不同情境下，同一作者完全可能写出志趣不同风格迥异的文章来，就如同壮怀激烈的岳飞可以写出他人品写照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虽然可能是后人代作哈），亦可写出类似于婉约派的“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淡泊明志的陶潜可以写反映其志趣追求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亦可发出积极入世者的满腹牢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其实，更深层次来说，给作家贴上标签本来就是片面的。以作家最有名的作品或最擅长的写作风格来形成对他人品志趣的内隐认知，再反过来验证“文如其人”，这逻辑本来就是站不住脚的。

可是即使言为心声，言非心声两种情况是势均力敌的，前者的支持者可能会远远多于后者。我认为其因有二。一是言不由衷的人，其人品往往遭人摒弃，其作品流传度也因此受到压制，因此“言非心声”的例子总体少有人知，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文如其人。就如同不论《今生今世》胡兰成写得多么深情款款，它的流传度也远远不如一句情深意切的“惟愿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再者，言为心声的文字往往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人如其文的人格总是被拔到了百世流芳的高度，文品人品相得益彰，不仅成了民族的文学财富还成了民族的精神财富，因此它们往往享受到了与普通作品绝不能同日而语的流传度与影响度。不信历数中国历代的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春秋战国的孔孟，屈子，汉代司马迁，唐李杜，宋苏轼，再至近代的鲁迅，无一不是用自己的事迹做文字的旗帜，用自己的文字做事迹的丰碑，所以才博得了如此崇高的文学地位与历史地位。同样的，这也加深了人们“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认知偏差。

总之，文章与人品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是每一个读者都应该想到的；然而，只有有联系的才更有可能是有价值的，这则是每一个作者应该思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