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

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

刘勰的一生，除了作《文心雕龙》而干之于沈约，还有两件事颇值得注意：一是早年依沙门僧佑和晚年燔发变服，二是天监年间出仕，官至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可见刘勰生活于佛的世界、文的世界与仕的世界。刘勰的人格理想是“学以达政”，“崇佛”与“研文”不过是“达政”之手段。然而，志大才高却势窘人微的刘勰，最终并未显达于仕途，而是以佛徒之身辞世，以文人之名永生。生存环境与理想人格的反差，酿成刘勰的耿介愤懑之气，并最终形成以“傲岸泉石”为个性特征，以“彩云若锦”为美学品格，以对生存方式之自由选择为高峰状态的人格境界。刘勰的人格境界，在《文心雕龙》中呈现为“道”、“智”、“性”三位一体的作家人格论。“原道心”、“研神理”中所包蕴的自然之道，与“怀宝挺秀”、“智周宇宙”所张扬的智术才藻，共同铸成作家人格的内质与外观：而作家个性的“其异如面”和作品风格的“风清骨峻”，又赋予作家人格以独特的美学魅力与永恒的艺术生命。

一、刘勰的三个世界

刘勰于齐武帝永明依沙门僧佑时，大约二十岁刚过。身为男子，当婚娶之年而入佛寺，刘勰为何作出如此选择？王元化认为，刘勰之依沙门僧佑，“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是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①ａ］刘氏世系中，最早显露头角的刘穆之，实以寒人身份起家，“少时家贫……好往妻兄家乞食”［②ａ］，因此《宋书》关于穆之为“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故在《南史》中被删去。张少康先生亦主张刘勰出身庶族，并认为舍人之依僧佑，“主要原因是想借助僧佑的关系，利用僧佑的地位，结交上层名流、权贵，为自己的仁途寻找出路。”［③ａ］刘勰依沙门僧佑的原因是多重的。“南朝四百八十寺”，钟山上定林名列前茅，这里高僧辈出，饶有资财，又富于藏书。刘勰于家贫势微之时入居定林，既能解决温饱问题，又能找到一个读书的好去处。正如杨明照所描绘的：“舍人依居僧佑后，必‘纵意渔猎’，为后来‘弥纶群言’之巨著‘积学储宝’。于继续攻读经史群籍外，研阅释典，谅亦焚膏继晷，不遗余力。”［④ａ］刘勰在定林寺，可谓同时进入“佛的世界”与“文的世界”。作为僧佑的助手，刘勰佐僧佑整理经藏，编制目录，并代僧佑撰写各种序记；而作为以“弥纶群言”为己任的文论家，在定林寺的十年，又是深析文心、精雕文龙的十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定林寺无车马之喧而有桑门之静，正是“论文叙笔”的好去处。

刘勰一生两次入寺。第一次虽长达十年，桑门却并未成为舍人志之所系，而只是“他希图走入仕途的终南捷径”［⑤ａ］。“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文心雕龙·程器》，下引《文心雕龙》，只注篇名），刘勰在等待时机，也许有一天，某位高僧会将他荐引给显贵，或者某位策踵山门的名流会为他打开仕宦之门……然而，至少在梁武帝天监初年之前，这种“机会”并没有到来。终齐一世，刘勰未获一官。如此才大志高之士，历十年苦寒而不见用，刘勰不能没有牢骚：《文心雕龙》“耿介于程器”，便坦露出一位不宦之才士的愤慨与悲凉。天监十八年，舍人受敕重返定林。是年，他已经出仕近廿年了。第一次入定林，居十年之久而未变服；此次入寺，不到两年便“燔发以自誓”（《梁书》本传），毅然皈依佛门。是彻底熄灭了功名之念，亦或终于寻到了心灵之归？刘勰从“佛的世界”出发，在历经“文的世界”之孤寂与“仕的世界”之喧嚣之后，又回到了“佛的世界”。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在依沙门僧佑时撰成。正如他身居桑门其志并不在佛，舍人潜心论文其志亦不在文。诚然，《序志》篇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之自白，但那正好表明刘勰之“心”还未寻到他理想中的载体或归依，表明他“文的世界”还未通向“仕的世界”。以文达政较之由佛而仕，似乎要容易一些、快捷一些。但对于命途多舛的刘勰，佛与仕，亦或文与仕之间，何来坦途？“无路”之路，全靠刘勰自己去走。然而，这是怎样辛酸而卑微的“走法”：

“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梁书·刘勰传》）

寄居佛门而笃信儒学的刘勰，舍“注经”而取“论文”，诚然是对学术上“自成一家”之法的优选，更是顺应南朝“以文史取仕”之时风。齐萧遥光：“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为伎艺，欲求官耳。”［①ｂ］陈姚察亦曰：“两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②ｂ］马融郑玄的时代以注经求官，刘勰的时代则是以文史取官。

梁天监初，刘勰从奉朝请起家，开始踏上仕途。刘勰之祖灵真既未登仕，父尚所官亦不过越骑校尉，家贫以至于不能婚娶，更无余荫可资凭藉。那么，刘勰靠什么厕身仕途？细考舍人生平，多半与“佛”和“文”相关。刘勰于齐末撰成《文心雕龙》，负书求誉沈约，沈约大重之，恰如左思赋成三都，倚玄晏先生之序而名噪洛阳。舍人“未几入梁，即起家奉朝请。隐侯盖与有力焉。”［③ｂ］正是靠了沈约的荐引之力，刘勰的“文的世界”方能通向“仕的世界”。

刘勰入仕后的第一个官职，是任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萧宏乃梁武帝异母弟，为崇佛之王侯，对僧佑“崇其戒范，尽师资之礼”［④ｂ］。萧宏在僧佑处出入时认识了刘勰，因赏其才而任之为掌文翰的记室。靠了名寺与高僧，刘勰的“佛的世界”亦通向了“仕的世界”。刘勰仕宦二十年间，有一次较大的升迁：由位列九品的通事舍人，迁位列六品的步兵校尉。升迁之由，似与政绩无涉，却是因了一则与佛事相关的奏章：“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梁书·刘勰传》）。刘勰以佛心之笃而“对扬王庭，昭明心曲”（《章表》），使崇佛之梁武帝有“启乃心，沃朕心”（《奏启》）之悦，故“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梁书·刘勰传》）。刘勰之任记室与后来之迁步兵校尉，与其说是得事佛之利，不如说是因事佛而得萧氏兄弟之赏识。大凡寒士欲仕，必依附权贵。刘勰之前，有左思之附玄晏、鲍照之附临川。观刘勰一生，先后依附三人：僧佑、沈约和昭明太子。刘勰的“佛的世界”与“文的世界”，最终均能通向“仕的世界”，此三人当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刘勰的人格境界

刘勰的“三个世界”，也可以说是刘勰三种不同的生存行为或生存方式。刘勰在他的“三个世界”中，先后（或同时）扮演三种不同的角色。《文心雕龙·议对》感叹“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而刘自己却既“工文”，又“练治”。刘勰“工文”自不待言；刘勰之“练治”亦有史可稽：《梁书》本传称勰“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而刘勰之事佛，表现更为不凡：不仅是“博通经论”、“长于佛理”（同上），而且献身于佛门，以信徒身份辞世。刘勰在“三个世界”中所扮演的三种角色都是成功的，无论是作为“文士”、“官宦”亦或“佛徒”，刘勰的人格形象都是不错的。

刘勰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梦”，一个是“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一个是“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序志》）。后者是刘勰自觉追求的人格理想，前者则是刘勰所期望达到的人格境界。二者与刘勰的人格外观一道，共同构成刘勰真实的自我，构成刘勰完整的人格形象。梦随仲尼而南行的刘勰，终其一生以孔儒人格范型为准的。刘勰人格理想的核心是孔儒的“树德建言”。《程器》篇：“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而这所谓“政事”，又是文武兼备：“岂以好文而不练武”、“习武而不好文”（同上）？故“＠①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同上）。刘勰的“文的世界”与“佛的世界”，最终均通向了“仕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对自己所认定的孔儒人格理想的身体力行，是人格的自我塑造。

研究刘勰的学者，一般不太注意刘勰的第一个梦，或者只是将第一个梦视为第二个梦的组成部分。我以为，第一个梦之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昭示了刘勰所追求的人格境界，而这一“境界”与第二个梦所揭示的刘勰的“人格理想”是有差异的。因此，刘勰的第一个梦有着独特的人格内涵。

刘勰所“原”之“道”并非纯儒，其间不乏老庄“自然之道”的意味。《原道》篇将“日月叠璧”、“山川焕绮”、“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自然界的美，称之为“道之文”，也就是自然之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