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绘画艺术特点

隋唐绘画
隋唐时期绘画
隋唐时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对外交流活跃，给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机运壁画中西域画风仍在流行，但吴道子、周昉等人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优势，民族风格训、王维、张缲等人的山水画、花鸟画己工整富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游春图》
传为隋代画家展子虔作。

是我国发现的存世的山水卷轴画中最古的一幅。

画上有宋徽宗赵六字。

它生动地描绘出我国大地上的明媚春光和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

各种花树点满山野山上有骑马的游人，水中有乘船的妇女，瀑布前有桥，远山近坡，层次显明。

在色彩上，运用了浓的主调，有勾无皴。

这种浓重的青绿色调，正是春天自然景色的特征。

这种画法的特色，发展到了子，便形成了“青绿山水”，成为中国山水画中一种独具风格的画体。

《捣练图》
唐代画家张萱作。

此图描绘了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络线、熨平、缝制劳动操作时的情景细节刻划生动，使人看出扯绢时用力的微微后退后仰，表现出作者的观察入微。

其线条工细遒劲，的人物造型，表现出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格。

《簪花仕女图》
唐代画家周昉作。

用笔朴实。

气韵古雅。

画面描绘仕女们的闲适生活。

她们华丽奢艳在庭花、拍蝶、戏犬、赏鹤、徐行、懒坐、无所事事，侍女们持扇相从。

其赋色技巧，层次明晰，面部极尽工巧之能事。

轻纱的透亮松软，皮肤的润润光泽，都画得肖似，表现出作者具有高度的艺术技
隋代的绘画风格，承前启后，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

来自各地，集中于京畿的画家，
大多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

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山水，由于重视了比例，较好地
表现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

唐代的绘画在隋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人物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青绿山水与水墨
山水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也作为一个独立画科引起人们注意，可谓异彩纷呈。

初唐时的人物画
发展最大，山水画则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
渐明显和增多。

从已发现的乾陵陪葬墓壁画的山水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比较简单的斧劈皴。

以薛稷、殷仲容为代表的花鸟画，则设色和水墨的形式都已出现。

此外，这时最著名的画家还有
阎立德与康萨陀等。

他们的作品和作风丰富了初唐时期的画坛，为盛唐画风的突变奠定了基础。

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但是我们从乾陵各陪葬墓的壁画、新疆出土的绢画与敦煌莫高
窟的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不同的风格。

盛唐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

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

不同地区的画法交融为一，产生了颇受欢迎的新样式，以“丰肥”为时尚的现实妇女进入画面。

以吴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从初唐的政治事件描绘转为描写日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在心理刻划与细节的描写上超过了前代的画家。

而山水画则在此时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代表的画家有李昭道、吴道子和张璪，分工细和粗放两种。

破墨山水也开始出现。

花鸟画的发展虽不象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家辈出，曹霸、韩干、陈闳、韩滉与韦偃等都是个中好手。

此外，著名的画家王维、卢稜伽、梁令瓒等也名重于时，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他们的传世作品或者后世的摹本。

中晚唐的绘画，一方面完善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

此时，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见完备。

而王墨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盛行树石题材，渐用重墨，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

边鸾、滕昌祐、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完善。

此外，李真与孙位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

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无从得见，但从日渐发现的出土作品与壁画中，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的盛况。

唐对外交往频繁，其客观原因是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便利，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主观原因是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交往。

b、唐朝与亚欧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历史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国交往频密的主要是周边国家，次之就是中亚、西亚地区，与非洲和欧洲距离远，交往就相对少些，直接交往就更少了，阿拉伯人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

唐朝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有五个：东边的朝鲜（新罗）、日本，西边的古印度（天竺）、波斯和阿拉伯（大食）。

交往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

注意交往的双向性，一方面，周边国家向唐明学习，深受其惠，尤以日本为甚；另一方面，唐朝也在对外开放中，吸取了外国优秀的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

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

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

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

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双方不断遣使通好。

641
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

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

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

2
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

随即，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

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

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

孙思邈的《千金方》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

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九执历》。

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九执历》。

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秦王破阵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

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

再有就是玄奘西游了。

唐朝对外交往活跃
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而受到各国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

从这个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人民开始把中国人称作唐人，这种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很有吸引力。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时期，政治上很自信，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

因此，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

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周边各国的使臣和商人，纷纷前来中国，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七十多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遣唐使和留学生
日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

日本自汉朝开始和我国发生正式交往。

《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

这枚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

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

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

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

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

如717年一次共557
人。

733年的一次共594人。

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

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

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

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

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

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

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

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

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

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

鉴真并不灰心。

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

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

接着第三次、第四次东渡仍未成功。

天宝七年(748年)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险恶。

船随浪涌，忽如上高山，忽似落深谷，船上淡水缺乏，饮海水又腹胀。

漂流14天抵海南岛南部。

这次东渡，荣睿、普照一直同行。

荣睿病逝，鉴真双目失明，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在第五次东渡中牺牲。

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以66岁高龄，率二十多人乘一艘回国的日本遣唐使木船第6次东渡，终于到达九州，受到热烈欢迎。

鉴真留居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

由他设计和指导，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

他还传播了雕塑艺术干漆法(即夹法，在泥塑上敷麻布，反复涂漆，漆干后去掉泥土，成像，这叫脱活干漆。

在木型上涂漆造像，叫木心干漆)。

他用鼻子嗅辨药物，为日本鉴定了许多草药。

他在日本居留10年，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

广德元年(763年)逝世后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相传他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坐像一直安放该寺，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

鉴真像的塑造和长期保存，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友好传统的珍
视。

鉴真被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

1980年，鉴真干漆塑像被日本友人送回他的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年日本的“大化改新”。

这次改革，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起了很大作用。

他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

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新罗使节和留学生
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与中国都有往来。

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后，直到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两国互遣使节，不断从陆海两路往来。

“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的送出使新罗使节的诗句，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

新罗王不断派遣使臣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唐朝也经常给新罗以名贵答赠。

开元年间，一次就曾赠给新罗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新罗派了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最多。

837年旅唐的新罗学生多至216人。

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105人。

从821年至唐末，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考取“宾贡”(意为外籍进士)的共58人。

崔致远12岁来到唐朝，18岁中进士，29岁返新罗。

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20卷，
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的史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资料。

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说明在当时它已受到重视。

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崔致远
崔致远(857—)，字孤云、海云。

新罗学者和诗人。

少年时曾到唐朝留学，并考中进士。

回国后，崔致远曾任侍读兼翰林学士，晚年因对朝政不满而隐居。

他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促进了新罗的学术和文学的发展。

著有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