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坎特伯雷故事_中巴斯妇人的女性解读

２０世纪中叶，女性主义批评以异军突起之势，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批评理论欧美批评界，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新局面。著名文艺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称道说“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当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女性主义批评历来以抨击经典和权威著称，提出颠覆父权文化，消除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今年来女性主义批评又转向以女性经验以及女性对生活的反映为基础，肯定女人的个人意识，女人的尊严以及女人对社会文化作出的贡献。通过对文学中的女性人物进行重新阐释和解读，女性主义批评要求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概念领域，即修正传统的，男性化的理论假设，从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本文借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英国著名作家乔叟在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进行探讨。一、乔叟笔下的巴斯妇乔叟笔下的巴斯妇内心深处萌动着夏娃的叛逆本性，她刚强独立，无视权威，敢于向命运挑战，在家庭里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她的权力甚至超过男人，成为家庭里的决策人。她的出现，她的所作所为无处不体现着乔叟要求解放妇女的人文主义思想。首先，巴斯妇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世俗偏见的一种批判，乔叟笔下的巴斯妇骑着高头大马，戴着沉重的阔边大帽，穿着红色长袜，与男人们同吃同住，谈笑风生地同行于去朝圣的路上。巴斯妇既没有象中世纪传统文化中的女性那样给男香客们带来灾难或不幸，也没有受到男香客们的歧视，更没有像《贝尔武甫》的妇女们一样被看作是妖怪。相反，男香客们都很乐意地听她讲故事，跟她打情骂俏。乔叟笔下的这个巴斯妇完全是一个与男人们平起平坐的自然人。其次，巴斯妇的故事充分表现了乔叟对当时社会的婚姻观的有力鞭笞。在中世纪男人主宰一切的封建社会里，女人的天然归属就是婚姻。由于完全生存在第二性的境况中，她们被置于供男人们选择的境地。而男人们的择偶标准是：要么貌美出众，甚至倾城倾国；要么就是圣母玛丽亚式的忠贞、温驯、富于献身精神的“高尚淑女”。再次，巴斯妇的形象以及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乔叟向社会呼唤妇女权力的再现，他试图呼吁社会提高妇女地位，解放妇女，废除封建礼教，打破夫权思想。在中世纪那个男权社会里，封建礼教和教规给妇女们定出了种种妇道。守贞成了重要的妇德。妇女的贞洁被看作是关系到家产继承人的血统是否纯洁的头等大事　因此，女性的贞洁是高于生命的道德。这一道德标准根深蒂固，不可动摇。１８世纪英国知识界领袖约翰逊博士直言不讳地说：请设想，女人的贞洁对于社会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全世界的财产都依赖它来保障［２］。《坎特伯雷故事》里巴斯妇一生结婚５次。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可巴斯妇全然不顾这些。不仅如此，她还大胆地喊出了“我不愿完全守贞”的口号。她声称：“结婚不是犯罪，出嫁比让欲火攻心好些。”［１］，　她还大胆地质问道：“你们何曾见过神明禁止结婚？。”当圣徒论贞洁时，提不出什么戒律来。也许有规劝女子守身不嫁的话，可是规劝并非禁令。”她理直气壮地宣布：“上帝给了我嫁人的自由；所以我不怕羞，也不怕人责骂我再婚，我的配偶死了，我就可以改嫁。”［１］　显而易见，巴斯妇的话十分锋利地、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中世纪社会中一个有血有肉的妇女对封建伦理的极大不满，喊出了男女婚嫁应该自由，不应该受人干涉的主张。

内心深处萌动着夏娃叛逆本性的巴斯妇，不仅有意识地反抗着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束缚，还立志要冲破牢笼按照自己的理想来生活。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妇女都是被禁锢在家庭里的。而在家庭的位置又永远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乔叟笔下的这个巴斯妇在家庭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她是家庭的决策者，先后３个丈夫都俯首听命于她，听她的调遣。他们对她都十分和顺，并且无一不觉得幸福快乐。无疑乔叟在此宣扬的是只有妻权高于夫权，家庭才能和睦，夫妻才能幸福。这与封建的男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巴斯妇在家庭中的主宰地位并不是她的丈夫们拱手相送的，而是她自己通过反抗获得的。她的第４个丈夫另有所爱，这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男子可妻妾成群，何

况在外寻花问柳呢？只有女性必须忠诚于丈夫。可巴斯妇并不这样认为，更没有逆来顺受，除了用木棍抽打自己丈夫的背以外，还以毒攻毒，在外找了个情夫。目的是为了“激起他丈夫的怒气和醋意，让他在自己的油里煎熬，让别人看得喝彩。”［１］最后，丈夫在众人面前丢尽面子，又有气不敢发，终于抑郁而亡。巴斯妇胜利了。乔叟借此告诫妇女：要取得平等地位，必须靠自己来争取。不经意间，乔叟是在鼓励妇女在家庭里不要逆来顺受，要奋起反抗，只有反抗才能制服夫权思想，才能解放自己。

从巴斯妇这个人物的５次婚嫁，她所讲的故事以及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她是家庭的新决策者，支配着丈夫并继承了丈夫们的所有财产），可以看出乔叟虽未明确提出妇女权

［摘要］ 本文借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英国著名作家乔叟

在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进行探讨。乔叟

借“巴斯妇”之举批判了男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厌女意识。颠覆了男权社

会把女性作为“客体”的传统观念。

［关键词］ 乔叟 女性意识 巴斯妇

《坎特伯雷故事》　中

巴斯妇人的女性解读

参考文献［１］　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Ｍ］．方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９；１２５；１３３－１３４．［２］　杨莉馨．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Ｊ］．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２）：１０９－１１２．［３］　Ｓａｎｄｒａ　Ｍ　Ｇｉｌｂｅｒｔ，Ｓｕｓａｎ　Ｇｕｂａｒ．Ｔｈｅ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Ｗｏｍｅｎ　—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　Ｂ　Ｃｏｍｐａｎ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８５．［４］　鲍晓兰．西方女权主义研究评介［Ｍ］．北京：三联书店，Ｉ９９５．１０１．作者简介：谭念，湖北恩施人，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文化和英国文学。

力问题，但他借巴斯妇之举反对男尊女卑和夫权压迫。反对贞节观念，主张妻权高于夫权，这无疑是他妇女解放思想的具体表现。二、中世纪英国女性的地位

中世纪英国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在娘家时，女子必须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１２岁时就由父亲一手包办将其嫁出去，自己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力。由父亲手中转到丈夫手中后，女性一切都以“贤妻良母”的标准来评价，生儿育女，侍候丈夫，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是她们的天职。可是，她们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而且是合理合法的。因为Ｃａｎｎｏｎ　Ｌａｗ（一宗教律法）允许，甚至鼓励丈夫殴打妻子。根据这部律法及宗教传统，无论女子在家多么受苦受难都必须忍辱负重，不准提出离婚。女性不准充当孩子的监护人。丈夫去世后，妻子只能获得财产的１／３，且不准改嫁。为了保证财产的完整性，这些遗孀的女儿们必须在早年嫁出去，这些遗孀们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们，除非她们能从封建庄园主手中买到自己选择自己丈夫的权力，否则就得违心地按照包办婚姻的习俗嫁给别人。封建庄园主家中的女人除了做妻子、母亲外，还要帮丈夫照看庄园，定期组织发放救济钱粮。打点家庭财政预算，负责全家的衣服和食物。农民的妻子，还需照看丈夫的牲口，制作黄油和奶酪，用羊毛纺纱织线，为全家缝制衣服。然而所有这些女性在家都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有钱人家只送儿子去上学，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如此低下，更不用说她们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了。更遭糕的是，妇女还不时地受到捉巫现象的威胁。她们的言行稍有不端，就可能会被当作巫婆捉去受折磨或被处死，当时在欧洲被当作巫师抓走的男女比例为１：２０，有的地区为１：１００［３］。象犹太人一样，这些“巫师”被看作是疾病的携带者（如当时的黑死病），是灾难的制造者（如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被认为是异教徒会损害已建立起来的宗教权威。据当时的学者统计，在１４至１７世纪这段时期里，被当作巫婆抓走，受尽折磨或被处死的女性就达数百万［１］。因此，为了不被当作巫婆而被抓，相当部分青年妇女到教堂寻求避难。有的只是去当祷告者或去忏悔，而其他的则干脆进入尼姑庵，在庵里自学，然后到富人家去做家庭教师的角色。当然，她们充当的更象是高保姆而不是教师。中世纪英国女性处于如此低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反射出乔叟笔下的巴斯妇形象及乔叟妇女解放思想的时代意义。三、乔叟妇女解放思想的思想基础

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生活在１４世纪末叶英国农奴制被废除，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英国社会在经历了“百年战争”和１３８１年泰勒•瓦特领导的农民起义后，农村的

封建农奴制被摧毁，封建庄园经济土崩瓦解，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中等市民阶层。许多社会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极其尖锐的社会问题由传教士约翰•保尔提出，那就是“当亚当耕种、夏娃织布的时候，请问有谁应该被称为下等人？”［１］与此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在其发源地意大利兴起。这场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就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它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强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意志、世俗生活和世俗教育。早期的文艺启蒙主义者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中古教会禁欲主义，如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诗集》、薄伽丘的《十日谈》、伊拉斯莫的《愚人颂》、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布鲁尼和瓦拉的文集等都是以这些人文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这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爱情观和妇女问题。如但丁在《神曲》中提出了“自由意志”的思想，他要求人们表达个人的自由意志，抒发个人的志向，铸造自己的命运，掌握人类的历程。在他的笔下创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彼得拉克的《诗集》表达了作者世俗生活的幸福观、男女青年应享有爱情生活的思想。薄伽丘的《十日谈》大胆地歌颂爱情，抨击以金钱、门第为标准的包办婚姻，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乔叟多次被指派携带信件去海外，并担任外交使节出使欧洲大陆，佛兰德、法国等地，两次游历了意大利，接触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人文主义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乔叟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开始转向英国的现实社会，从事现实创作。其作品也开始具有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特点。他转为使用伦敦方言来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创造了英国民族文学的诗体形式，其作品继承了训诫文学与骑士文学的传统，表达了市民阶层的思想，也萌发了思考妇女地位与妇女问题的思想。他的长诗《禽鸟的议会》和《荣名的殿堂》面向现实的人和生活，已具有了反封建的特点。他１３８６年创作的《好女人的故事》真实地描绘了社会中的妇女，竭力肯定她们的人格和地位，充分表达了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这为《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巴斯妇的出现莫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四、乔叟妇女解放思想的局限性

乔叟能严肃地思考妇女的命运问题，以积极肯定的生活态度去对待爱情问题，这在

中世纪那样一个资本主义尚处在摇篮时期的社会里，无疑是先进的，和当时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是一致的。但乔叟的妇女解放思想只局限于将妇女从婚姻和家庭中解放出来。他所描绘的巴斯妇只是在爱情、婚姻上争取自由，在家庭中怎样使用各种伎俩征服、控制丈夫。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唤醒、呼吁整个社会来关心妇女，从政治上、经济上、受教育的权力上来提高妇女的地位。乔叟另外几篇有关爱情的诗作，也是如此，甚至还不及巴斯妇。他在《禽鸟之会议》这篇诗作中，对照了骑士与市民对待爱情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但没有表明自己的看法。在《好女人的故事》里，乔叟塑造了一系列善良妇女形象，并通过她们各自不同的遭遇，提出了妇女的地位问题，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妇女，不再是历来僧侣文学中那种带有“罪孽”的人，也不是骑士传奇中的半人半神。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乔叟以人文主义的观点写出了她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但也没有提出任何解放妇女的具体途径。当然，乔叟的局限性是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在中世纪时期，资本主义还刚刚开始有所萌芽，父权文化下对女性种种禁锢不可能一下子彻底废除。人们首先意识到的女性不平等是在家庭的不平等，这是最直接，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明显。即使到了后来的维多利亚时期，妇女的生存状况的改变也是迟缓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妇女运动是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当时是要求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案》。在政治上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已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妇女争取方方面面的平等是在２０世纪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中展开的。因此，要求乔叟在中世纪时期就提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的平等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