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

唐代诗人白居易

唐代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他一生创作了近3500首诗篇，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尊重和喜爱。

公元772年2月28日（唐大历7年正月20日），白居易诞生于河南郑州新郑县东郭宅。他的父亲白季庚曾任彭城县令。白居易从小就很聪明，5、6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辨别声韵。关于他的聪明，史书上有很多记载，他自己也有不少叙述。这自然是他成为一个大诗人的有利条件，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勤奋和好学。他从小就背诗诵文，青年时代更加酷爱学习。他每天很早就起来读书，从清晨一直读到深夜。遇到好诗、好文章，就反复阅读，一读就是几十遍、上百遍。除了读书，就是练习写诗、写字，天天伏在桌子上写，天长日久，连胳膊肘上都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与元九书》上对他这段的学习，有过一段生动的记载：“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学问不仅来自书本，也来自社会生活。白居易从11岁起，为避兵祸，就离家远游，南北奔走。有一首诗生动地记叙了这段苦难的游历生活：“孤舟三通楚，赢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

失故乡，骨肉多散分。”贫困的生活，使他接近了人民。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访贤问圣，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了解战乱、灾荒和残酷的阶级剥削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夜宿农家，他便同村夫村妪亲切交谈，了解乡俗俚语，收集土语方言。长期的漫游和广泛的接融社会，使白居易增长了渊博的知识。29岁那年，他考中了进士，做了校书郎，开始踏入官场。805年，他改任周至县尉，帮助县令维持治安，催讨赋税和徭役。

漫长的仕途，使他深刻地了解了社会的上层，更了解社会的下层，积累了丰富的题材。公务之余他把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写诗上。白居易的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富于人民性。他敢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揭露统治阶级的暴虐、荒淫与腐朽，同情人民的遭遇、凄凉与苦难。他每遇不平，就展纸命笔。

唐朝从贞元末年起，宫廷需要的东西由宦官到市上直接采购，这些人横行不法，甚于强盗，常常买了东西不给钱，随便撕一块破绫抵价，人民敢怒不敢言。白居易看到这种情形，悲愤填胸，于是便写下了著名的长诗《卖炭翁》。在这首诗里，他刻划了一位伐薪烧炭的老人，“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由于他的一切都要依靠于木炭，所以在严寒的冬天，仍“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

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老人满指望卖个高价儿，谁料“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刺，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可怜的老人，一个钱也没有拿到，得到的仅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在他的诗作中，为人民呼吁呐喊的杰作比比皆是。有的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如在《杜陵叟》中，他就爆发出来这样的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有的揭露了兵役制度的残酷，如在《新丰折臂翁》中，他借一个88岁老翁之口，追述当年人民不愿参加不义之战的情景。诗中描写当时拉兵的情况是：“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老翁年轻时为躲避抓兵，“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造成终身残废的悲剧。有的以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农民的疾苦，如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农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场面和“家田输税尽，食此充肌肠”的贫苦生活；在《采地黄者》中，他写了农民终日像牛马那样辛劳却食不果腹，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他悲愤地写道：“愿易马残粟，救此苦肌肠！”

白居易还以大量的诗篇诉说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在《后宫词》中，他写道：“三千宫女胭脂面，几

个春来无泪痕？”在《过昭君村》中，他又写道：“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许多年轻女子，为逃避做宫女的厄运，烧毁自己的面容。在著名的《上阳白发人》中，他写一个宫女“脸似芙蓉胸似玉”，“入时十六今六十”，却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皇帝的面，有力地鞭挞了封建帝王“一人欢乐万人愁”的荒淫无耻。

白居易不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再现了社会的黑暗，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就是他的代表作。《长恨歌》前半写实，后半写虚，不仅辞采绚丽，而且气势生动，情节曲曲折折，波澜层层叠叠，感情充沛真挚，没有一点枯竭之感。《琵琶行》描写细微，音调和谐，一连串的比喻：“急雨”、“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幽咽泉流”、“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入刀枪鸣”等，绘形绘色，不但写出了音乐的美，而且和盘托出丁“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和心，成为脍灸人口的千古名篇。

白居易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继承了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传统，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指导了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他特别强调诗歌的现实色彩，认为必须“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之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在他以前，还没

有谁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白居易还认为，文学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他写诗，都是“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他还阐述了诗歌的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他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实义”最为重要，“实义”即为果实。他特别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渝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所以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是力求语言通俗易懂。

他写诗的一条原则，是学老百姓的话，替老百姓说话。传说，他经常带着自己的诗稿来到村舍，念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听，念一句，问一声，看能不能听懂。遇到听不懂的地方，他就反复推敲修改，直到老太太听懂为止。许多人攻击他的诗“元白轻俗”，像“要饭化子打的莲花落”。白居易蔑视这些嘲笑和攻击，坚定地走诗歌改革的道路，创作出了大量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好诗。有一年，他遭贬从长安去江州，走了3、4千里路。在这漫长的旅途上，他看到学堂里、寺庙里、旅店里、墙壁上，甚至车棚上、船板上，到处都写着他的诗；他听到到处都有人在唱他的诗，连一字不识的放牛娃、赶车夫、寡妇、老太太和小姑娘，都能唱了一首又一首。对一个人民诗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感欣慰呢？